自由、平等、秩序、正义、归属、创造，这些价值都真实，却很难合成一个最终答案。第三季从葛兰西开始，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谁有能力把一种解释变成社会常识？谁能让某种秩序看起来合理、自然，甚至像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这正是葛兰西进入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位置。

他关心的不是权力怎样命令人服从。军队、警察、法院、监狱，所有人都看得见。葛兰西更在意的是另一层：一个社会秩序为什么能够被许多人接受？为什么处在不利位置的人，未必把自己的处境理解为结构性的限制？为什么一个社会明明存在明显不平等，普通人仍可能相信现有安排大体合理，甚至主动维护它？

1926年，墨索里尼政权逮捕了葛兰西。

法西斯检察官在审判中说，要让这个头脑停止运转二十年。后来，这句话几乎成了葛兰西一生的注脚。身体被关进监狱，疾病不断恶化，可他的思想恰恰在狱中进入最密集的时期。

他没有写成一部整齐的理论著作。留下来的，是三十多本《狱中札记》：历史、文学、语言、教育、宗教、政治、马基雅维利、意大利统一、知识分子、民间常识、美国主义、福特主义，主题不断转换，句子有时隐晦，概念也常在不同语境中移动。

这不是学院里的从容写作。

他被监视，身体多病，也必须避开审查。许多词不能直接说，只能绕着说。可是，正是在这种受限条件下，葛兰西提出了二十世纪政治思想中绕不开的问题：

权力为什么不只靠暴力统治人？

一、失败之后，他重新理解政治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年出生于意大利撒丁岛。

撒丁岛远离意大利北部工业中心，贫穷、落后，长期被大陆政治轻视。葛兰西幼年身体虚弱，脊柱畸形，一生都忍受疾病折磨。他的家庭也经历过经济困境，父亲曾因公务问题入狱，家中生活一度非常艰难。

贫穷对他不是抽象概念。

它意味着一个孩子很早就知道，社会并不向所有人提供同样的道路。教育、语言、地域、身体、家庭出身，都会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被看见，能不能说话，能不能进入更大的公共世界。

1911年，葛兰西获得奖学金，到都灵大学学习。

都灵是意大利工业化的中心，菲亚特工厂聚集着大量工人。一个来自南方贫困地区的青年，突然进入北方工业城市，看到的是另一种意大利：机器、工厂、报刊、工会、社会主义运动、阶级冲突。

他很快卷入社会主义运动，成为记者、编辑和组织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社会剧烈动荡。工人罢工，工厂被占领，农民不满，退伍军人失落，民族主义煽动情绪，旧自由主义国家显得软弱无力。1919年至1920年的“红色两年”，都灵工人委员会运动一度让人相信，革命可能真的到来。

葛兰西参与创办《新秩序》杂志，支持工厂委员会。他认为工人不能只通过工会争取工资，还要在生产现场学习自我管理。工厂不只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场所，也可能成为新政治能力的学校。

但革命没有成功。

社会主义运动分裂，工人运动退潮，法西斯势力迅速上升。1921年，葛兰西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几年后，墨索里尼完成权力整合，反对派被镇压，葛兰西也在1926年被捕。

失败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向。

如果革命只需要经济危机和工人受苦，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没有走向社会主义，反而走向法西斯？如果资本主义秩序已经矛盾重重，为什么许多普通人并没有自动形成新的政治意识，反而被民族主义、宗教、家庭伦理、学校教育和报纸舆论吸引？

这个问题把葛兰西带离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

经济困境不会自动生成政治意识。身处不利处境的人，也不会天然理解自己的处境。一个工人可能把贫困归咎于个人命运，可能相信老板成功是因为更勤奋，可能把国家、教会和学校灌输给他的观念当作常识，也可能在民族主义动员中把另一个群体当成敌人。

政治不只发生在国家机器那里，也发生在人们怎样理解世界的地方。

二、霸权：统治怎样进入常识

葛兰西把这个问题称为“霸权”。

这个词后来被用得很多，有时也被用得很随意。可在葛兰西那里，霸权并不是简单宣传，也不是统治者编造一套谎言强加给社会。它指的是一种更复杂的领导关系：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同时也能把自己的利益、价值和生活方式，说成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正常价值和自然生活。

国家当然有强制力量。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构成公开的压制装置。

但稳定的统治不能只靠压制。它还需要同意。学校、教会、报纸、文学、家庭、社团、地方习俗，都在持续塑造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人们未必每天觉得自己在接受政治教育，他们只是逐渐学会什么叫成功，什么叫体面，什么叫有能力，什么叫落后，什么样的人值得尊敬，什么样的失败应该归咎于自己。

这就是霸权的力量。

它不总以政治口号出现。它藏在教科书、报纸标题、讲台、教堂、小说、谚语、流行观念和日常判断中。人们未必觉得自己在维护某种秩序，他们只是觉得“事情本来如此”。

这比单纯的强制更难处理。

强制让人知道自己被压制。霸权则让人用现有秩序提供的语言理解自己。一个人可以受不平等之苦，却仍相信不平等只是个人能力差异的结果；可以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却仍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说话；可以在旧秩序中缺少位置，却把希望寄托在旧秩序承诺的上升道路上。

葛兰西因此比许多机械马克思主义者更敏锐。

他没有把文化看成经济基础的影子。文化、宗教、教育和语言并非次要装饰，而是政治斗争的关键地带。一个社会的常识看似自然，其实是长期历史斗争留下的结果。

什么叫人民？谁代表国家？穷人为什么穷？家庭应当怎样？学校应当培养怎样的人？媒体怎样描述成功者和失败者？历史课本如何讲述国家的形成？

这些问题都不只是观念问题。

它们决定人怎样解释自己的处境，也决定人能不能想象另一种生活。被统治者如果仍然使用统治者提供的语言理解世界，就很难建立新的政治方向。

危机可能让人愤怒，却未必让人清醒。愤怒可以走向改变，也可以被恐惧、仇恨和民族主义重新组织。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兴起，正让葛兰西看到：不满本身没有固定方向，谁能解释不满，谁就有机会领导不满。

三、西方社会为什么更难改变

葛兰西关心俄国革命，却没有把俄国经验直接套用到西欧。

在俄国，国家强大，市民社会相对薄弱。沙皇制度一旦被冲击，旧秩序很快暴露出空洞。革命可以通过正面取得国家权力实现突破。

西欧不同。

那里不仅有国家机器，还有发达的市民社会：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报刊、地方组织、专业团体和文化传统。这些东西像一道道壕沟，保护着现存秩序。即使政府一时动摇，社会深处仍然有许多机制维持旧有认同。

葛兰西借用军事比喻，区分“运动战”和“阵地战”。

运动战适合国家机器脆弱、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情形，通过快速进攻取得关键位置。阵地战则发生在市民社会复杂、文化组织密集的西方。这里的斗争不会一举完成，需要长期组织、教育、联盟建设和文化争夺。

这解释了为什么葛兰西如此重视文化。

在西方社会，取得国家权力之前，先要形成社会领导力。一个新兴力量若不能提出能够吸引更广泛群体的世界观，只靠短促的权力更替，很难建立稳定的新秩序。

他也由此重新理解现代政治组织。

葛兰西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概念，把能够组织集体意志的政治力量称为“现代君主”。这种组织不应只是选举机器，也不应只是少数人的密室安排。它要承担的任务，是把分散的不满转化为共同方向。

这里同时埋着危险。

现代组织一旦把自身等同于历史方向，又缺少内部纠错和社会反馈，便可能从动员力量变成新的约束力量。葛兰西本人始终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作，没有机会看到后来许多现代政治组织在实践中遭遇的另一种难题：组织原本为了唤起社会的主动性而存在，也可能在长期运行中形成新的支配惯性。

葛兰西想打破普通人的被动状态，却仍然相信有组织的政治领导不可或缺。如何让组织形成能力，又不让组织吞并人的自主性，是他的思想留给后来者的一道难题。

四、权力也会吸收反抗

葛兰西还有一个常被“霸权”遮住的概念：被动革命。

它说的是一种更隐蔽的变化方式。统治力量并不总是拒绝改革。面对危机，它可以让步；面对反对，它可以吸收；面对新的社会力量，它可以给出部分承认。社会看起来正在更新，旧秩序却保住了主导权。

这不是简单的不变。

被动革命恰恰包含变化。只是这种变化通常由精英主导，普通人被纳入新的制度安排，却没有成为政治主体。某些要求被吸收，某些语言被改造，某些压力被释放，原本可能撼动结构的力量被分散和消化。

意大利统一运动在葛兰西看来就带有这种特征。

国家完成了统一，却没有真正动员广大农民和普通民众。许多变化由精英主导，人民被纳入新国家，却没有成为新国家的主动创造者。旧势力和新精英达成妥协，社会被改造了，深层的不平等却延续下来。

这个概念让葛兰西对现代统治的理解更深一层。

权力不只制造同意，也会管理变革。它不一定害怕一切改革。某些改革恰恰能帮助旧秩序延长生命。有限改善可以平息更大的不满，局部开放可以避免整体重组，新的话语也可能被纳入旧制度的表达系统。

所以，不能只问一种秩序是否改变，还要问谁在主导改变，改变让谁获得主动性，又让谁继续处于被安排的位置。

五、谁在组织人们理解世界

葛兰西提出过一个著名判断：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人在社会中都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能。

这句话容易被误读成对知识分子的赞美。葛兰西的意思更具体。

每个人都会思考，会判断，会拥有某种世界观。一个工人、农民、店主、教师、神父、记者、工程师，都不只是机械执行动作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理解世界，也把这种理解传递给别人。

但在社会分工中，有些人专门承担组织观念、解释现实、形成共识的职能。这些人才在特定意义上成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不只是写书的人，也不只是大学里的人。教师、记者、编辑、神父、律师、专家、文艺工作者、媒体人、公共评论者，都可能承担这种职能。谁能解释社会，谁就在参与塑造社会。

传统社会中，神父、教师、文人、律师常常被看作独立于阶级之外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并不相信这种完全独立。每一种知识分子都与某种社会力量相连，帮助它组织世界观。

新兴阶级也会产生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崛起时，需要经济学家、工程师、律师、记者和学校教师，帮助它建立新的制度、技术和公共语言。工人阶级如果要摆脱被动地位，也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把分散经验上升为可交流、可组织、可行动的理解。

有机知识分子并不是站在群众外面替群众发言的人。

他应当从群众生活中生长出来，把普通人的处境、经验和判断整理成更清楚的认识，同时又帮助群众超出原有经验的限制。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炫耀学问，而是建立连接：连接经验与理论，连接地方性困境与整体结构，连接当下不满与未来方向。

这也是葛兰西重视教育的原因。

教育从来不是中立地传授知识。它培养语言能力、纪律、历史感、审美和判断，也塑造人们能不能进入公共生活。一个没有表达能力、没有历史意识、没有组织经验的人，即使拥有愤怒，也很难把愤怒变成政治力量。

葛兰西不浪漫化民间常识。

普通人的常识中既有对现实的敏锐感受，也混杂着宗教、迷信、地方偏见和统治阶级留下的观念碎片。常识不是纯洁的人民智慧，也不是应当被精英轻视的低级意识。它是斗争的材料。

政治教育的任务，是把常识中那些分散、矛盾、模糊的经验，提升为更清楚的“良好意义”。

这项工作缓慢，也不壮观。它发生在报纸、学校、会议、读书、语言训练、组织生活和日常讨论中。葛兰西由此把革命从一场突然爆发的事件，改写成长期形成集体能力的过程。

六、南方问题为什么不是地方问题

葛兰西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意大利南北差异。

北方工业化程度较高，工人运动集中；南方农业落后，地主势力强，农民贫困，地方社会受传统关系支配。许多北方社会主义者把南方农民看成落后、保守、缺乏政治能力的人群。

葛兰西来自撒丁岛，对这种轻视非常敏感。

在他看来，南方问题不是地方落后问题，而是意大利国家形成方式留下的结构性问题。北方工业资本、南方地主、国家行政与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形成了复杂联盟。南方贫困并非自然状态，而是整个国家秩序的一部分。

如果工人阶级不能理解农民处境，就无法形成广泛的政治联盟。

这也是霸权问题的一部分。

一个阶级要成为领导力量，不能只表达自身狭隘利益。它必须能够把自己的解放与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利益连接起来，提出一种更广泛的“民族—人民”方向。

葛兰西因此重视“民族—人民”文化。

在他看来，意大利缺少一种能够把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连接起来的文化。许多知识分子使用高雅语言，面向少数受教育者，和民众生活相隔遥远。文学、语言和教育没有形成一种能够组织共同经验的公共文化。

这使普通人难以在国家生活中获得主动位置。

葛兰西讨论文学和语言，并非离开政治。他是在追问：一个社会如何形成共同表达能力？普通人如何在文学、学校和报刊中看见自己？知识分子如何不再悬浮于民众之上？

这些问题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感。

许多社会的分裂，并不只是利益分配问题，也与谁能定义“人民”、谁能使用公共语言、谁被视为有资格说话有关。当大量人感觉自己的经验从主流叙述中消失，他们就容易转向新的动员语言，无论那种语言是否真正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

七、文化斗争也可能成为新的支配

葛兰西影响深远，原因正在于他改变了人们理解权力的方式。

在他之后，意识形态不再只是统治者编造的口号。它存在于学校、传媒、宗教、文学、日常语言和公共常识中。政治也不再只发生在议会、政府和街头冲突里，还发生在人们怎样理解家庭、工作、成功、国家、历史和自我之中。

这使葛兰西成为二十世纪许多思想潮流的重要来源。

文化研究从他那里学会分析大众文化如何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也如何成为抵抗场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修正经济决定论；社会运动从他那里理解“话语”“常识”和“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即使一些并不属于左翼的人，也会借用“霸权”概念分析媒体、教育和精英共识。

不过，葛兰西的理论也容易被简化。

今天人们常说某种观念是“霸权”，有时只是把自己不喜欢的主流意见贴上标签。可是，在葛兰西那里，霸权并不等于流行观念，也不等于宣传口号。它是一套能够组织社会生活、形成同意、连接制度与常识的领导关系。

如果只把霸权理解为单向灌输，反而会低估它的复杂性。

人们接受某种秩序，往往并非因为完全被骗。他们可能确实从中获得安全、身份、上升通道、意义感和道德解释。要挑战一种霸权，不能只揭穿它，还要提出更能组织生活的替代方案。

这也是葛兰西思想最难的地方。

他批评旧霸权，却知道社会不能没有某种共同方向。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领导，而在于谁来领导，如何领导，能否让更多人从被动服从转向主动参与。

可是，任何新的领导关系也可能僵化成新的支配。文化斗争如果只追求取得解释权，而不允许内部质疑，它同样可能制造新的正统。知识分子若以人民之名说话，却不再倾听人民，也会重复自己反对过的结构。

葛兰西本人没有给出简单答案。

他的一生停在监狱、病房和政治失败之间。1937年，他在罗马去世，年仅四十六岁。病痛、囚禁和审查没有让他写出完整体系，却让他留下了一种极有生命力的思考方式。

他让人看见，权力不只压在人身上，也进入人的语言、常识和希望之中。

一个社会之所以稳定，不只是因为有人害怕惩罚，也因为许多人相信它合理、自然、没有别的可能。要改变社会，也不只是取得国家权力，还要改变人们理解自己的方式。

第三季从葛兰西开始，正因为他打开了二十世纪思想的一个新入口。

从这里开始，现代思想会越来越多地追问：权力怎样隐藏在文化中，理性怎样变成支配，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公共解释，语言和意识形态怎样塑造主体，改变又如何避免形成新的约束。

葛兰西在监狱中被要求停止思想。

可他最终留下的，恰恰是一种让人重新理解权力的思想：当我们以为自己在自由判断时，我们使用的语言、常识和希望，可能早已被某种秩序塑造过。

任何稳定秩序，都倾向于把自己呈现为唯一可行的世界。

思想的第一步，是看见它怎样成为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