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公元前729年到公元前627年，亚述帝国统治巴比伦尼亚的政策变换频仍。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和萨尔贡二世时期亚述国王兼任巴比伦王的“双冕王”之制建立并发展起来。辛那赫里布时期，这项制度遭废弃；埃塞尔哈东时期，这项制度先是得以恢复，但最终又废止。到了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亚述国王名义上承认巴比伦尼亚的独立，实际上却对其严密控制，确立了“无冕王”之制。亚述诸王反复调整统治巴比伦尼亚的方式，争取巴比伦尼亚人，排挤迦勒底人，抵御埃兰人，制约亚述权臣，以便能有效平衡国内外的复杂关系。巴比伦尼亚因其文化上的重要性而对亚述具有特殊意义，亚述帝国巴比伦政策的宗旨是在巩固亚述王权的基础上维护对巴比伦尼亚的统治。亚述帝国巴比伦政策的沿革表明，对亚述这样一个以军事扩张为命脉的古代帝国而言，对外部对象的征服也会在特定情况下反作用于其国内的政治形式，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

关键词 亚述帝国 巴比伦 双冕王 无冕王 迦勒底

　　亚述帝国对巴比伦尼亚的统治是亚述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就此发表了研究成果。布林克曼考察了亚述统治下的巴比伦尼亚以及辛那赫里布的巴比伦政策；弗雷姆梳理了从辛那赫里布末期到阿淑尔巴尼拔时期的巴比伦尼亚政治史，探讨了亚述帝国统治巴比伦尼亚的措施；波特分析了埃塞尔哈东统治巴比伦尼亚的策略；伊藤早苗根据阿淑尔巴尼拔的王室书信阐释了其政治形象的构建和巴比伦政策的实施；加特从历史、文化和宗教三个方面回顾了公元前2千纪以来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相互关系的发展。这些研究从历史学和文献学角度，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亚述帝国的巴比伦政策及其影响。然而，关于亚述帝国巴比伦政策的演变，亚述国王“双冕王”统治的反复和“无冕王”统治如何确立，学术界却鲜有关注。仅有的一些研究是把“双冕王”制度归因于巴比伦尼亚的文化地位，即巴比伦尼亚对亚述影响深远，是亚述的文化之母，巴比伦尼亚人不愿像其他被征服者一样被亚述统治，只愿拥有一个独立的王；而亚述国王普遍崇慕巴比伦文化，为了获得巴比伦尼亚人的拥护，愿意遵奉当地传统。

　　然而，上述解释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鉴于“双冕王”之制屡遭废止，个别亚述国王对巴比伦尼亚极为敌视，文化不可能是影响亚述对巴比伦政策的唯一因素。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考虑。第一，亚述国王与巴比伦尼亚人的相互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亚述国王对巴比伦尼亚人除了安抚也有打压，而巴比伦尼亚人对亚述国王除了臣服也有反抗，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二，“巴比伦尼亚人”并非一个族群概念，而是历史和文化的概念，包括原来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也包括后来的阿摩利人、迦喜特人等，这些族群长期共处，共同塑造了巴比伦文化，对该地区影响巨大的迦勒底人与埃兰人也不能被排除在外。第三，帝国扩张带来的强大王权势必加剧国王与权臣的矛盾，亚述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博弈也会影响其巴比伦政策的制定。总之，亚述帝国巴比伦政策的演变需要从历史发展、族群关系和政治博弈三个方面来进行动态分析。正是三方面共同作用的合力，促使亚述国王不断调整其对巴比伦尼亚的统治策略。

　　其一，亚述国王对巴比伦王权传统的遵奉与巴比伦尼亚人对亚述统治的认可形成了“良性互动”。在驱逐迦勒底人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也曾在巴比伦尼亚受阻。有文献称，“王命我‘写下站在我这一边的巴比伦人的名字并呈送给我’，但没有人与王站在一起。”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遂许诺确立巴比伦的赦免权和特权地位，并将亲临巴比伦。他还两度参加巴比伦新年庆典，向当地神庙奉献牺牲。如此换来的是巴比伦尼亚的人心归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收到巴比伦尼亚来信称：“我要告诉我王的是，马尔都克(Marduk)曾说：‘遵照我的命令接管王权！没有我的命令，谁能接管王权、谁又曾接管王权？’以前，王的学者也曾对他说：‘请行使王权！’”在奉行巴比伦王权传统上，萨尔贡二世更进一步，他不仅参加巴比伦新年典礼，还将免税权扩大到更多城市，甚至连续三年驻留在巴比伦。巴比伦尼亚人对萨尔贡二世报以积极的回应，他们不但热烈拥戴他，还果断与迦勒底人划清界限，他们致信称：“如果你来，作为王，享神之余飨，恢复埃桑吉拉(Esagila)与巴比伦的和平……提供保护并与巴比伦人订约，补足埃桑吉拉与埃兹达(Ezida)的财富，那么马尔都克和那布(Nabu)将赐你长生、健康与幸福”；“‘王，我的主人，何时前来保护巴比伦？’所有的巴比伦人每天都对此怀有信心”。萨尔贡二世也宣称，巴比伦和博尔西帕(Borsippa)的各界人士都欢迎他的到来。总之，亚述国王的怀柔政策与巴比伦尼亚人体面的自保一拍即合。

　　其二，亚述国王推行“双冕王”之制得益于对迦勒底人的驱逐。在推翻迦勒底政权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继续向迦勒底人展开攻势，占领多个迦勒底城市，将十几万迦勒底人迁往他处，以削弱他们在巴比伦尼亚立足的基础。有的迦勒底部族被夷平，有的则臣服于亚述。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看来，亚述与巴比伦尼亚在文化上一脉相承，而迦勒底人却是外来者。因此，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亲任巴比伦王是阻止迦勒底“他者”染指巴比伦王权的有效手段，反过来也强化其执掌巴比伦王权的正统性。到了萨尔贡二世时期，迦勒底人带来新的威胁。麦洛达赫─巴拉丹统治巴比伦尼亚十二年，期间修缮神庙，奉献牺牲，颁布免税权，维护行政体系和水利设施，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勒铭记功。为了替他的统治正名，他将先前统治巴比伦的迦勒底人追溯为自己的先祖，还称亚述人为巴比伦尼亚的侵略者，称自己为驱逐侵略者的解放者。可见，此时迦勒底人对巴比伦尼亚的争夺已深入“法统”层面，而巴比伦尼亚人也接受了迦勒底人的统治。对此，萨尔贡二世需要重新取得统治巴比伦尼亚的正统性，他刻意强调麦洛达赫─巴拉丹的异族属性，称其为违反神的意志而统治巴比伦尼亚的邪恶敌人，还称主神马尔都克痛恨迦勒底人的所作所为，命他移除麦洛达赫─巴拉丹的王权。为进一步拔除迦勒底势力，他将大批迦勒底人迁往外地。对于威胁最大的雅金(Yakin)部族，他拆除其大本营的城墙并彻底毁灭。对于其余的迦勒底势力，他则予以分化和拉拢。例如，他任命归顺亚述的另一个迦勒底部族的首领为博尔西帕总督。正是与迦勒底人争夺统治巴比伦尼亚的正统性的需要促使萨尔贡二世更为热忱地奉行巴比伦王权传统。

　　其三，亚述国内政治形势的改变也促使亚述国王推行“双冕王”之制。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之前，亚述正值“权臣时代”。一些位高权重的军政高官长期把持大权并对王权构成威胁。据文献记载，在一百六十余年间出现了一百五十多位权臣。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原本也是权臣(曾任都城总督)，在夺取王位的过程中得到了其他权臣的支持。然而，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上台却标志着权臣时代的落幕。从根本上看，这是亚述帝国霸权扩张所带来的王权强化的必然结果。从权臣中脱颖而出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断不会容忍权臣势力继续坐大。曾历四任国王而权倾朝野的沙姆什─伊鲁(Shamshi-ilu)及其党羽销声匿迹。亚述国王赠地的减少也间接说明权臣势力的衰落。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国王赠地敕令目前已知的只有一篇，至阿淑尔巴尼拔即位前基本绝迹。此外，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期，权臣们已占有的领地被分成小块并交由国王的官员治理，权臣个人也不能再留下铭文。

　　在吞并巴比伦尼亚时，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统治已临近末期，当时他已着手限制权臣势力，这也影响了他的巴比伦政策。虽然我们对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统治巴比伦尼亚的具体细节所知不多，但有证据表明，他虽登基为巴比伦王，却未向巴比伦尼亚派遣官员。因此，巴比伦尼亚的治理只能依赖当地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这么做，除了为了安抚巴比伦尼亚人，也是为了阻止亚述权臣借插手巴比伦尼亚事务发展壮大，还可以借助巴比伦尼亚的政治力量来制衡本土权臣。

　　萨尔贡二世同样面临着权臣问题。根据“阿淑尔宪章”，其前任向亚述古都阿淑尔(Ashur)的居民摊派赋役，践踏了该地不纳赋税的古老传统，遂为阿淑尔神罢黜，而他作为被神选定的新王则免除了这些赋役。从这样的说辞可以推断，如果所谓摊派赋役暗指侵夺权臣领地，那么萨尔贡二世极有可能联合了之前受到打击的权臣发动了政变。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一样，萨尔贡二世在联合权臣的同时也会对其加以限制。例如，他将大将军之职一分为二，大将军、宫廷御使和大司酒也不再担任名年官。打压权臣引发的不满会威胁王权，萨尔贡二世通过擢升自己的亲信来降低风险。例如，他营建新都，摆脱旧政治势力的束缚，扶植新的势力。这一策略也用在了他的巴比伦政策上。他向巴比伦尼亚委派了官员，在王铭中写道，“我统治巴比伦尼亚从上到下……我安置我的宦官作为他们的总督，我为他们套上统治之轭”；“我将这片土地平分成两部分，任命我的宦官为巴比伦总督和岗布鲁(Gambulu)总督”。萨尔贡二世时期的一些巴比伦信件是寄给维齐尔的。维齐尔的作用在巴比伦尼亚治理中显著提升。除此之外，宫廷主管、总织造等官员也被派到巴比伦尼亚。通过在巴比伦尼亚事务中提拔新贵，萨尔贡二世迅速扩充忠于自己的政治力量，对亚述旧权臣势力形成有效制约。

　　除了压制权臣，萨尔贡二世向巴比伦尼亚委派官员是为了加强控制，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一方面，经过麦洛达赫─巴拉丹十二年的统治，迦勒底势力在巴比伦尼亚积淀已深，萨尔贡二世必须防止其死灰复燃；另一方面，萨尔贡二世难以信任在麦洛达赫─巴拉丹败逃后立即“倒戈”的巴比伦尼亚人，为避免他们与迦勒底人再度勾结，必须派心腹严加防范。此外，麦洛达赫─巴拉丹能够夺得巴比伦王位，埃兰人的支持发挥了很大作用。为防止埃兰人再度干涉，萨尔贡二世在巴比伦尼亚与埃兰交界的德尔(Der)等地设置要塞，这些要塞的长官必是国王的心腹。这些因素促使萨尔贡二世向巴比伦尼亚派遣自己的政治亲信，加强对当地的渗透。

      萨尔贡二世战死后，亚述迅即失去了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辛那赫里布继位后，没有像前任诸王一样以“双冕王”身份统治巴比伦尼亚。在其整个统治时期，巴比伦尼亚人、迦勒底人、埃兰人互相联合，不断挑战亚述，巴比伦尼亚六易其主，一直动荡不宁。在攻入巴比伦驱逐最后一个迦勒底“篡位者”后，辛那赫里布对城市大肆破坏，使巴比伦尼亚沦为“无王之地”达八年之久，直至其驾崩。

　　辛那赫里布废弃“双冕王”模式，背后有一系列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巴比伦尼亚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巴比伦尼亚人对亚述态度的改变。在萨尔贡二世驱逐麦洛达赫─巴拉丹后，巴比伦尼亚人迅速倒向亚述并与迦勒底人分道扬镳，而在辛那赫里布时期，巴比伦尼亚人两次夺取巴比伦王位，三次与迦勒底人勾结，最后甚至将统治他们的亚述王子交给埃兰人。实际上，巴比伦尼亚人的反亚述倾向早已在暗中抬头。在萨尔贡二世时期，被派到巴比伦尼亚的亚述官员与当地人(包括归顺的迦勒底人)摩擦不断，朝廷收到的很多巴比伦来信都涉及官员间的纠纷。例如，巴比伦总督(亚述人)控诉博尔西帕总督(迦勒底人)僭越职权，一座要塞的两名长官揭发博尔西帕总督的下属欺君罔上，巴比伦埃桑吉拉神庙的祭司控告一个亚述人侵夺他的财产。萨尔贡二世的强权统治虽然暂时掩盖了矛盾，但巴比伦尼亚人的积怨最终在辛那赫里布时期化为反叛。总之，亚述对巴比伦尼亚控制的强化最终反而激起了巴比伦尼亚对亚述的排斥。

　　废弃“双冕王”制度的外部原因是迦勒底人和埃兰人的袭扰。萨尔贡二世时期，迦勒底诸部族各自为战，只有雅金部族是坚定的反亚述者，另外一些部族则归顺亚述。埃兰人仅向雅金部族提供外部援助，亚述对埃兰也以警戒为主。到了辛那赫里布时期，巴比伦尼亚人的反亚述倾向助长了迦勒底人再次挑战亚述的倾向，并促使各部族彼此联合。麦洛达赫─巴拉丹一度重掌巴比伦王权，其他迦勒底首领与之合谋生变，甚至还夺取了巴比伦王位。与此同时，亚述主动进击埃兰，而埃兰人则诱使巴比伦人推翻了亚述的统治。可见，萨尔贡二世曾着力预防的事态在辛那赫里布时期全部成为现实：巴比伦尼亚人不可信任，迦勒底人卷土重来，埃兰人也变本加厉。面对各股反亚述力量的汇流，辛那赫里布很难以“双冕王”身份在巴比伦尼亚推行怀柔政策，唯有付诸强力镇压。

　　除外部因素，亚述国内权臣势力也是原因之一。萨尔贡二世的巴比伦政策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利益分配，本就受到压制的亚述权臣不希望国王将更多精力投注到巴比伦尼亚。巴比伦人曾致信萨尔贡二世：“我们听说，王的大人们告诉王、我的主人，他不应当去巴比伦。”这里的“大人们”指亚述权臣。但是，他们非但未能阻止萨尔贡二世，反而无奈地任由他在巴比伦久居三年。在此期间，作为王储的辛那赫里布在亚述监国，权臣则联合王储抵制亲巴比伦倾向。辛那赫里布即位后，权臣又能借萨尔贡二世之死劝谏新王推行反巴比伦政策。父亲战死疆场且尸骨无存对辛那赫里布触动极大。当时的人们认为，未被妥善安葬的亡灵会困扰生者，这导致辛那赫里布极力淡化与亡父的关系，他从未在王铭中提及父亲，放弃父亲建造的新都迁到尼尼微(Nineveh)。如果将萨尔贡二世的亲巴比伦政策视为招致厄运的不当之举，那么当巴比伦尼亚的反亚述势头兴起时，反巴比伦的亚述权臣自然会推动辛那赫里布对巴比伦采取强硬政策。辛那赫里布效法中亚述时期对哈尼格尔巴特(Hanigalbat)的统治，即国王指派王室成员成为该地区的“王”，代表自己全权处理当地的军政事务。此举意在贬低巴比伦尼亚的政治地位，因为巴比伦尼亚不再处于亚述国王的直接统治之下，而是成为其附属国。在毁灭巴比伦后，辛那赫里布没有再指派巴比伦王。“无王之地”意味着巴比伦尼亚已像普通行省一样并入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尼亚的衰败也反映在当时经济文献混乱的纪年格式上：有的以辛那赫里布的王名纪年，有的以被扶植的巴比伦统治者的名字纪年，有的甚至以地方总督的名字纪年。

　　辛那赫里布时期的反巴比伦倾向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亚述人改编了巴比伦创世神话，将主角马尔都克替换为亚述主神阿淑尔。再如，在一篇亚述宗教文献中，马尔都克被称为囚犯。此外，亚述还将巴比伦历法中的一些月份名称换成埃兰月份名称，意在说明巴比伦文化并非唯一古老而伟大的文化。然而，亚述对巴比伦尼亚的贬抑又会反过来助长巴比伦尼亚的反亚述情绪，形成“恶性循环”。

　　埃塞尔哈东恢复“双冕王”统治，是在重拾怀柔政策以再度赢得巴比伦尼亚人对亚述统治的认可，这一转变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本质的原因是，恢复“双冕王”统治是巴比伦尼亚人和亚述国王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对巴比伦尼亚人而言，与亚述对抗换来的是一片萧条，连新年典礼都因马尔都克神像被毁而连续多年无法举行。巴比伦尼亚人急于摆脱此种尴尬境地，一位占星家向埃塞尔哈东提到过这样的预兆：“埃塞尔哈东将重建巴比伦并重修埃桑吉拉。”对亚述国王而言，被摧残殆尽的巴比伦尼亚会使其失去重要财源，镇守一个破败的巴比伦尼亚非但得不偿失，还会牵制其顾及其他地区，尤其是地中海东岸和埃及。为此，埃塞尔哈东全面复兴巴比伦尼亚，他修缮被毁的神庙，归还被掳的神像，迁回被逐的居民，参加重要宗教仪式，甚至复兴了废弛逾千年的“顶篮礼”(统治者参加的奠基仪式)，极力表现出自己是一位正统的巴比伦王。为进一步挽回巴比伦尼亚的人心，他重新赐予重要城市免税权，将辛那赫里布的暴行解释为马尔都克的惩罚，而将自己的友好解释为马尔都克的宽恕。对此，巴比伦尼亚人像拥护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和萨尔贡二世一样拥护埃塞尔哈东，巴比伦总督来信称：“我已进入巴比伦。巴比伦人欢迎我，他们每天都祝福王，说‘他是归还巴比伦俘虏和战利品的人’。”

　　迦勒底人和埃兰人的政治转向是恢复“双冕王”统治的外部原因。在埃塞尔哈东即位之初，麦洛达赫─巴拉丹之子乘亚述政局未稳之际进攻乌尔(Ur)，并在亚述援军将至时逃往埃兰，但此时的埃兰国王不再支持他对抗亚述，遂将其杀死。他的兄弟当时在埃兰避难，见势不妙随即前往亚述，向埃塞尔哈东谢罪称臣。埃兰国王立刻意识到决策失误，转而扶植麦洛达赫─巴拉丹的另一子，但被迦勒底人拒绝，迦勒底人与埃兰人的联合至此中断。为防备埃兰人，埃塞尔哈东在巴比伦尼亚东部边界加强警戒，后与埃兰新上台的国王签订和平协议，进一步降低了埃兰人干涉的可能性。没有埃兰人的支持，迦勒底人反亚述无望，遂归顺亚述。在失去埃兰人和迦勒底人支持的情况下，巴比伦尼亚人无力孤军奋战，重新接纳亚述的“双冕王”统治成为最优选择。

　　亚述统治阶级派系结构的改变是恢复“双冕王”统治的内部原因。辛那赫里布时期，亚述的反巴比伦倾向使权臣势力发展壮大，在辛那赫里布被刺后的混乱局面中，甚至有总督试图以武力夺取王位。埃塞尔哈东上台后，吸取前代国王的经验与教训，虽在巴比伦尼亚安插耳目，但并未像萨尔贡二世那样派遣大批官员，以免激起巴比伦尼亚人的反感。他延续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做法，主要任用当地人治理巴比伦尼亚，巴比伦总督、乌尔总督、博尔西帕总督均由巴比伦尼亚人担任。此外，埃塞尔哈东依循萨尔贡二世提拔新贵以制约权臣的策略，但他擢升的新贵不是传统的军政高官，而是属于知识阶层的“学者”(ummanu)。“学者”是各专业领域的高级书吏，包括占星家、占卜师、驱魔师、医生、哀歌祭司等。这些职业古已有之，但国王与“学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从埃塞尔哈东时期才开始出现。“学者”向国王解释天象和预兆，还充当耳目，向国王汇报所闻所见。例如，有“学者”在信中称：“我发誓已向王、我的主人解释此事，且未对王隐瞒我听到和看到的任何事情。”部分“学者”在国王身边形成了“核心圈”，与国王关系极为紧密，甚至参与治国理政。有“学者”在重建巴比伦尼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的甚至与国王一道被列入王表。“学者”的兴起导致权臣受到了排挤。然而，在职能层面，“学者”也可算特殊的权臣：他们是国王的近侍内臣，势小禄薄，易于控制；同时又掌握专业技能，可以建言献策。国王将“学者”聚拢在身边，组成幕僚集团以制约、监督权臣。“学者”对权臣的监督从他们发给埃塞尔哈东的密奏可见一斑。例如，属于“核心圈”的一位“学者”向埃塞尔哈东报告，弹劾某位总督“肆无忌惮地打开神与王、我的主人的宝库，拿走银两”，并请求国王派人彻查，以儆效尤，否则“总督们会拿光神庙的财宝”。

　　已知的“学者”多为亚述人，只有少数是巴比伦尼亚人。其中一位巴比伦尼亚占星家对埃塞尔哈东的影响不容低估。此人在埃塞尔哈东即位前就是其忠实追随者(前文提及的复兴巴比伦的预兆便出自此人)，还向埃塞尔哈东举荐了御用驱魔师。这位驱魔师来自显赫的“学者”家族，本人、兄弟和子侄都是“核心圈”成员。还有另一位巴比伦尼亚“学者”曾一次性向埃塞尔哈东举荐了二十位“对王有用”的行业精英。由此判断，在对埃塞尔哈东决策具有影响力的“学者”阶层内部，开始形成一股亲巴比伦力量，抑制了辛那赫里布时期积淀的反巴比伦倾向。一篇被称为《萨尔贡之罪》的文献可提供佐证。文献中写道，萨尔贡二世因只尊亚述神灵却忽视巴比伦神灵而遭遇灾祸，而辛那赫里布本欲弥补这一过失，却因亚述书吏的阻挠而未成，结果也遭遇灾祸，故而埃塞尔哈东应完成先王未竞的事业。这篇肆意捏造史实的政治宣传品很可能出自亲巴比伦的“学者”之手，旨在压制反巴比伦势力。当然，埃塞尔哈东并非一味压制反巴比伦势力，同时也予以安抚。例如，在亚述王铭中，埃塞尔哈东严厉谴责巴比伦尼亚人的背信弃义，以彰显自己的亚述立场。这很可能也是“学者”建议的宣传手段。可见，“学者”的崛起及其协助推动的亲巴比伦倾向的增长共同促成了埃塞尔哈东恢复“双冕王”之制。

      埃塞尔哈东的巴比伦政策成效显著，亚述对巴比伦尼亚的统治重回稳定局面。然而，公元前672年，埃塞尔哈东立下政治遗嘱，规定亚述王位由阿淑尔巴尼拔继承，巴比伦王位由沙马什─舒玛─乌金继承。

　　显然，埃塞尔哈东是要确保王位继承的平稳有序，这与先前辛那赫里布下诏传位于他并无不同。手足相残的经历和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迫使埃塞尔哈东提前安排好身后之事。但是，指定两位继承人的做法却令人费解。有学者推断，埃塞尔哈东可能偏爱阿淑尔巴尼拔，遂以巴比伦王位补偿年长的沙马什─舒玛─乌金，但没有证据表明亚述立储有“立长”的传统。还有学者推测，埃塞尔哈东可能想通过拥立一个独立的巴比伦王来笼络巴比伦尼亚的人心，并通过权力分配来预防两位王子内讧。但是，由于阿淑尔巴尼拔在遗嘱中占有更大权重，地位明显高于沙马什─舒玛─乌金，巴比伦尼亚人未必会满意；而对两位王子而言，最高统治权的分割意味着半壁江山的让渡，王位争夺战在所难免。埃塞尔哈东将继承人问题与巴比伦问题相提并论，说明这两个问题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已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然而，早在埃塞尔哈东立下遗嘱之前，巴比伦尼亚的反亚述倾向就已经出现端倪，迦勒底人再次参与其中。据埃塞尔哈东收到的奏报，一位巴比伦尼亚官员不仅违反了巴比伦的免税政策，还表示不希望重建巴比伦，他的儿子也因欺骗和密谋而被检举；此外，他还被揭发欲联合迦勒底人和乌尔总督发动叛乱。这位官员的结局不得而知，但一位迦勒底首领和尼普尔的一位总督却被处决，之前主动归顺的麦洛达赫─巴拉丹之子也遭到罢免。还有奏报称，另一位尼普尔总督的儿子(当时在亚述当人质)试图举事，而总督本人似乎也参与其中，这位总督连同先前被处决的迦勒底首领的儿子被召至亚述受罚。这些密谋虽被扼杀在摇篮中，但也引起了埃塞尔哈东的警觉。

　　亚述的权臣也再度发难，各种政变图谋此起彼伏。公元前672年至公元前671年，埃塞尔哈东收到一批谋反起事的密报：哈兰(Harran)总督因神谕说他将得到王权，遂联合尼尼微的宦官，欲杀死埃塞尔哈东，而某位书吏却知情不报；在尼尼微，大司酒请来的预言家预言大太监将取得王权，大司酒便伙同几位高官一起密谋起事，但预言家却暗中告密；阿淑尔总督召来一位解梦人为其解梦，结果也显示他将取得王权，于是他纠集一百二十位亚述高官密谋，但却被解梦人揭发。根据一篇年代记，约公元前670年，埃塞尔哈东处死了众多“大人”。由此可见，埃塞尔哈东立下遗嘱时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这些未遂政变的主谋都是亚述权臣，参与政变的预言家和解梦人都是巴比伦尼亚“学者”。这也说明，当时的权臣开始拉拢“学者”阶层，尽管这种拉拢未能完全奏效。

　　在埃塞尔哈东统治末期，从巴比伦尼亚到亚述，巴比伦尼亚人、迦勒底人、亚述权臣等都在向王权发起挑战。鉴于巴比伦尼亚已出现反亚述的迹象，联合巴比伦尼亚政治力量以制约亚述权臣的方法难以为继，埃塞尔哈东将政策重心转移至亚述国内，利用“学者”来稳固自己的统治。然而，从前述两位“学者”的举荐来看，巴比伦尼亚“学者”似乎受到埃塞尔哈东的青睐；从《萨尔贡之罪》等文献所反映的亚述书吏受到指责的情况来看，亚述“学者”似乎受到了排挤。因此，亚述“学者”与巴比伦尼亚“学者”之间极有可能存在对立倾向。对此，埃塞尔哈东的做法是，当需要争取巴比伦尼亚人时重用巴比伦尼亚“学者”，当需要制约亚述权臣时则倚重亚述“学者”。然而，当巴比伦尼亚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时，埃塞尔哈东对巴比伦尼亚人的戒备使巴比伦尼亚“学者”失去了信任。在此情形下，一直受到严密防范的亚述权臣则试图联合巴比伦尼亚“学者”共同反对埃塞尔哈东的统治。这应是上述国内政变屡屡牵涉到巴比伦尼亚“学者”的原因。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埃塞尔哈东需要加强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也需要继续依靠亚述“学者”来制约权臣，还需要防范巴比伦尼亚“学者”向权臣靠拢。当这些考量遇到急待解决的继承人问题时，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分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首先，立一位亚述王子为巴比伦王有利于严密控制巴比伦尼亚。一个值得借鉴的先例是，辛那赫里布立其子为巴比伦王为巴比伦尼亚赢得了六年的稳定期。其次，一位独立的巴比伦王的存在能促使亚述国王减少对巴比伦尼亚“学者”的依赖，而亚述“学者”对此十分拥护；在埃塞尔哈东立下遗嘱后，有亚述“学者”大唱赞歌：“天上没有做到的事情，王、我的主人却在地上做到了……”最后，一位独立的巴比伦王可以将巴比伦尼亚“学者”合理地排除在亚述事务之外，阻断亚述权臣与巴比伦尼亚“学者”之间的勾连。这一点在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一位亚述“学者”的奏报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位学者坚决反对在巴比伦尼亚举行某项仪式，并言辞激烈地批评一些人不该将亚述与巴比伦尼亚混为一谈。遭到批评的人显然是巴比伦尼亚“学者”，他们被明确禁止插手亚述事务。

　　总之，埃塞尔哈东的政治遗嘱表明，亚述和巴比伦尼亚政治形势的变化迫使埃塞尔哈东对其前期的巴比伦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他似乎要在辛那赫里布的强硬政策和自己的怀柔政策之间取一条中间路线，在巩固亚述王权的同时加强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埃塞尔哈东的政治遗嘱为阿淑尔巴尼拔实施其巴比伦政策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669年，阿淑尔巴尼拔登上亚述王位，次年，沙马什─舒玛─乌金成为巴比伦王，埃塞尔哈东的政治遗嘱得到履行。在阿淑尔巴尼拔的整个统治时期，他都始终遵循其父的遗策，从未亲任巴比伦王。然而，阿淑尔巴尼拔只在名义上承认巴比伦尼亚的独立，实际上却将其牢牢纳入掌控之中。

　　在统治前期，阿淑尔巴尼拔维持着与沙马什─舒玛─乌金的和平友好关系，不但公开承认他的巴比伦王权，还称他为“平等的兄弟”；沙马什─舒玛─乌金也注意维护阿淑尔巴尼拔的至高地位，称其为“伟大的王”“世界之王”“天下四方之王”，自己则从未使用过这些称号，甚至谦卑地表示因未收到阿淑尔巴尼拔的回信而担惊受怕。这种和平友好关系是建立在阿淑尔巴尼拔对沙马什─舒玛─乌金的宗主权之上的。然而，阿淑尔巴尼拔却在不断强化自己的宗主权。他让沙马什─舒玛─乌金在自己即位次年登上巴比伦王位，由此宣称是自己任命了沙马什─舒玛─乌金为巴比伦王，绝口不提先王的遗嘱。沙马什─舒玛─乌金虽然在名义上拥有统治整个巴比伦尼亚的权力，但其统治权在诸多方面都受到阿淑尔巴尼拔的制约。在政治上，阿淑尔巴尼拔派人密切监视巴比伦尼亚，不但与巴比伦尼亚人直接联系，还在巴比伦尼亚委任官员，有时甚至越过沙马什─舒玛─乌金发号施令。在军事上，巴比伦尼亚的防务完全依靠亚述；公元前664年埃兰人入侵巴比伦尼亚时，沙马什─舒玛─乌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阿淑尔巴尼拔的援军。在外交上，巴比伦尼亚的对外关系似乎也处在亚述的支配之下。在祭祀仪礼上，一些只有巴比伦王才能实施的活动，如修缮神庙、颁布免税权、举行“顶篮礼”等，阿淑尔巴尼拔都纷纷染指。

　　最终，不甘居人之下的沙马什─舒玛─乌金在公元前652年打响了反亚述之战。四年后，巴比伦陷落，沙马什─舒玛─乌金葬身火海。随后，阿淑尔巴尼拔立坎达拉努(Kandalanu， 公元前647—公元前627年在位)为巴比伦王，此后二十年，巴比伦尼亚再未生变。在坎达拉努统治时期，阿淑尔巴尼拔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更加严密，巴比伦王完全徒有其名。坎达拉努的名字仅出现在王表、年代记和经济文献中。阿淑尔巴尼拔从未在铭文中提及坎达拉努之名，以至于现代学者一度误以为坎达拉努是阿淑尔巴尼拔在巴比伦尼亚的化名。此外，博尔西帕、乌鲁克(Uruk)等一些城市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也处在阿淑尔巴尼拔的控制之下；尼普尔则一直被阿淑尔巴尼拔控制。不仅如此，巴比伦总督等一众高官均由阿淑尔巴尼拔直接任命，一些重要城市的战后重建工程也都以阿淑尔巴尼拔的名义进行。一言以蔽之，阿淑尔巴尼拔虽然从未亲自登上巴比伦的王座，但实质上却是巴比伦尼亚的“无冕王”。当时尼普尔的一份文献，以及后来的一位继任者都称阿淑尔巴尼拔为“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如果说埃塞尔哈东的政治遗嘱是要在对巴比伦尼亚的强硬政策与怀柔政策之间寻求某种平衡，那么阿淑尔巴尼拔的巴比伦政策则找到了最终的平衡点。这种政策的背后也有多种因素。

　　巴比伦尼亚人与亚述国王的关系依然是首要前提。埃塞尔哈东的政治遗嘱奠定了两个基点。一是要维护巴比伦王权传统：巴比伦尼亚具有特殊地位，亚述国王需要争取巴比伦尼亚人的支持；辛那赫里布的失败说明，巴比伦王权不可废止。二是要坚持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控制巴比伦尼亚是亚述帝国霸权扩张的必然要求，也是亚述—巴比伦尼亚关系的实质。基于这两点，亚述国王与巴比伦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亚述国王对巴比伦尼亚人既怀柔又防备，而巴比伦尼亚人既臣服于亚述，又总是伺机反抗。阿淑尔巴尼拔无法打破这种关系，只能继续在怀柔和防备这两个方向上同时用力：一方面，沙马什─舒玛─乌金的巴比伦王权必须得到公开承认；另一方面，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也决不能放松。只要亚述国王与巴比伦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不变，阿淑尔巴尼拔在这两个方面的“软硬兼施”也就不会改变。于是，在沙马什─舒玛─乌金揭竿而起之际，阿淑尔巴尼拔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向巴比伦人宣称沙马什─舒玛─乌金对他的指责全是谎言，呼吁他们忠于亚述，甚至还重申巴比伦城的免税权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而当巴比伦尼亚诸多城市纷纷响应沙马什─舒玛─乌金时，阿淑尔巴尼拔果断诉诸武力镇压。叛乱平息后，阿淑尔巴尼拔仍扶植了“独立的”巴比伦王。为了彰显对巴比伦王权的尊重，他令人将从古巴比伦时代到他与坎达拉努的所有同时在位的亚述国王与巴比伦王以平行并列的形式登记在同一份王表中。与此同时，阿淑尔巴尼拔进一步收紧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坎达拉努完全成为亚述国王的傀儡。

　　与此同时，迦勒底人、埃兰人的势力显著衰弱，为阿淑尔巴尼拔巴比伦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沙马什─舒玛─乌金反叛前，巴比伦尼亚的和平稳定使迦勒底人和埃兰人失去了可乘之机。在反亚述战争中，迦勒底人和埃兰人都加入了沙马什─舒玛─乌金的阵营，这让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阿淑尔巴尼拔不仅涤除了反亚述的迦勒底势力，还派亚述将领统治迦勒底人；为了惩戒埃兰人，他对埃兰本土施以毁灭性打击。因此，在坎达拉努时期，迦勒底人和埃兰人均已无法再次构成威胁。

　　国内的政治环境是阿淑尔巴尼拔巴比伦政策的内部因素。为了维系亚述国内政治稳定，阿淑尔巴尼拔遵循了埃塞尔哈东的遗嘱。埃塞尔哈东的遗嘱在保障阿淑尔巴尼拔的亚述王权的同时，也保障了沙马什─舒玛─乌金的巴比伦王权。因此，对沙马什─舒玛─乌金的巴比伦王权的否定也会动摇阿淑尔巴尼拔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份政治遗嘱为阿淑尔巴尼拔带来了平稳的权力过渡，也使他不敢贸然打破平衡，以免遭到亚述权臣的发难。阿淑尔巴尼拔甫一即位，其祖母便与沙马什─舒玛─乌金及一众王公大臣签订了条约，令他们宣誓忠于阿淑尔巴尼拔，从而在埃塞尔哈东的遗嘱之外又加上一重保险。即便如此，在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亚述权臣势力又有所壮大。我们发现，国王的赠地敕令此时再度出现，这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以后从未有过。在内战爆发后，对巴比伦尼亚的武力镇压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一度受到抑制的反巴比伦倾向重新抬头。因而，对权臣的制约依然势在必行。实际上，埃塞尔哈东利用亚述“学者”压制亚述权臣的策略也为阿淑尔巴尼拔所依循。例如，一位亚述“学者”曾奉命核查总督未缴纳阿淑尔神庙供奉的情况。因此，在镇压沙马什─舒玛─乌金后，阿淑尔巴尼拔无法改变既有的巴比伦政策，不能像埃塞尔哈东那样重启“双冕王”之制，以免引起亲近巴比伦尼亚“学者”的嫌疑，失去亚述“学者”的支持，他也不能像辛那赫里布那样废除巴比伦王的独立地位，以免给巴比伦尼亚人反叛的借口。相比之下，沿袭旧制而扶植一个名义上的巴比伦王——尤其是像坎达拉努那样的毫无威胁的政治木偶——便成为降低风险的不二之选。

　　亚述帝国的霸权扩张决定其必然要征服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则因文化上的显著地位而具有特殊性。通过实行“双冕王”统治，亚述国王能以巴比伦王权传统的遵奉者自居而争得巴比伦尼亚人的支持，巴比伦尼亚人的文化优越感和特殊利益也能得到维护。然而，亚述国王对巴比伦尼亚人既安抚也防备，而巴比伦尼亚人对亚述国王既臣服也反抗，这种相互关系使亚述对巴比伦尼亚的统治危机四伏。尤其当形势发生变化，各种反亚述力量蜂起时，巴比伦尼亚人便会伺机摆脱亚述的控制，“双冕王”统治模式也就很难推行。

　　在外部环境上，迦勒底人是亚述控制巴比伦尼亚的主要竞争对手。对于迦勒底人，亚述总是果断诉诸武力并辅之以分化和拉拢。迦勒底人常与埃兰人联合，共同对抗亚述，但埃兰人并不可靠，当其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抽身而退时，迦勒底人便独木难支，这使得他们对亚述的挑战屡次以失败告终。迦勒底人和埃兰人的行动是亚述帝国巴比伦政策演化的“催化剂”：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到辛那赫里布，随着他们在巴比伦尼亚的活动日益频繁，亚述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也不断加强，“双冕王”统治最终难以为继；在埃塞尔哈东时期，随着埃兰人的撤出和迦勒底人的归顺，亚述的巴比伦政策也变得相对柔和，“双冕王”统治得以恢复；在阿淑尔巴尼拔时期，随着迦勒底人和埃兰人这一对势力逐渐被廓清，亚述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趋于稳定，“无冕王”模式最终确立。

　　在内部环境上，亚述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压制权臣是亚述帝国霸权扩张所带来的王权集中的必然要求，在亚述国王与权臣的博弈中，巴比伦政策也会发生相应变动。值得注意的是，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萨尔贡二世和埃塞尔哈东这三位经政治斗争上台的国王都是“双冕王”，而辛那赫里布和阿淑尔巴尼拔两位和平即位的国王却都不是“双冕王”。究其原因，政治斗争会使国王甩掉旧有的包袱以加强对权臣的制约，而“双冕王”模式则会为国王赢得更多的政治筹码；和平即位的君主则受益于平稳的权力过渡，不会贸然打破既有的政治利益平衡。亚述帝国行政体系的运行依然有待探索，但不管怎样，亚述帝国以军事起家，这一性质决定了国王与权臣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权臣的军政大权源于国王，而国王也需要利用权臣去驱动帝国的战争机器。当国王与权臣在巴比伦问题上产生矛盾，尤其当新兴的“学者”也参与进来时，亚述的巴比伦政策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综上所述，从“双冕王”到“无冕王”的演变表明，亚述帝国巴比伦政策的宗旨始终是在巩固亚述王权的基础上维护对巴比伦尼亚的统治。然而，亚述的军事机制虽可使其军事征服无往而不胜，却无法完全征服在文化上更占优势的巴比伦尼亚，最终反受其累。在阿淑尔巴尼拔死后不久，那波珀拉萨尔(Nabopolassar， 公元前625—公元前605年在位)登上巴比伦王位，建立新巴比伦王朝，并在短短十几年后联合米底攻灭亚述。可见，对于像亚述这样一个建立在对外扩张之上的军事帝国而言，其内生机制与外部对象往往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对外部对象的征服是其固有的军事系统运行的必然结果，而当外部对象的特定冲击超出其内在机制的应变弹性时，帝国统治的运转可能会随之出现故障。亚述以军事立国，然而，到了帝国后期，单纯依靠军事征服，已经无法维持稳固的统治，特别是当被征服地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悠久的历史传统时，强权统治势必难以持久。亚述对巴比伦的统治策略几经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国王的权威、权臣的利益、新兴“学者”阶层的势力等各种力量相互博弈，迦勒底人与埃兰人作为外部力量也深度参与到这场政治博弈之中，让亚述与巴比伦的关系更加复杂。从“双冕王”到“无冕王”制度的演变只是亚述巴比伦统治政策的表象。透过这一表象，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帝国统治模式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与被征服地区不同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从而进一步理解外部因素如何对国家内部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