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来的清教徒

美国历史叙事中其精神源头习惯往五月花号上找，说成是一群在英国活不下去的穷苦人，为信仰自由漂洋过海来新大陆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家园。这说法就是拼凑出来的故事，既不符合事实也掩盖了不少重要的事。

五月花号上那批人是分离派清教徒，他们确实在英国受迫害，不能公开按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和设立教会组织。可受迫害跟穷是两码事，这批人里大部分是工匠、小商人、小地主，还有一些低级教士，他们在英国属于中间阶层，能支付船票和补给费用，不少人还带了仆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乘客里有一半以上不是清教徒，是水手、契约佣工和被他们称作陌生人的冒险者。清教徒家庭往往夫妻同来，带着孩子和整套家当，更像是准备充分的长途搬家。

抵达北美的英国清教徒

他们去北美是打算建立只允许他们自己的信仰自由、不许他人偏离的共同体，这是在海上就定好的。当时五月花号因为风暴错过弗吉尼亚目的地偏航到了科德角，船上有人开始不听管束，声称上岸后各自凭本事活。清教徒领袖们意识到如果不把规矩立在前头，一落地队伍就得散伙，他们开始起草一份公约，41名成年男性签字，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公约只讲了两条：一是效忠国王，二是大家同意建立政治实体，服从多数人通过的法律，目的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推广基督教信仰。这跟后来的民主自由没什么直接关系，它是一种神权契约，清教徒把共同体的事看成是履行与上帝的约定，谁也别想单方面退出。

清教徒在普利茅斯这块地方站稳脚跟以后，更大的移民群体出现在马萨诸塞湾。1630年开始，约翰·温思罗普带着近千人的清教徒船队在波士顿建立殖民地，温思罗普在船上讲过一段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说要在这山丘上建一座城给全世界看。这座城邦建立在清教徒的盟约神学上，居民全是教会成员，教会成员才有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的资格。要成为教会成员你得在全体会众面前详述自己的得救经历，由长老和会众判定你是不是真心归信，这个过程没有任何奇迹和讨价还价的余地。清教徒信奉加尔文预定论，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选定了谁会得救和沉沦，人的善行、虔诚乃至道德上的纯洁只不过是得救的标志，不是得救的原因。其神学骨子里很接近无神论者的让该来的来，只不过他们把规律叫作上帝。你生意做得好，全家平安，不是上帝特别保佑你，而是可能印证你被拣选。你遭遇灾祸，破产，孩子夭折，也不能拿头撞墙质问老天，只能省察自己的灵魂，看看是不是哪里有悖逆。这就让清教徒体现出务实和冷硬的作风，他们干活拼命，守契约讲信用，因为任何不守规矩的行为都可能被解读为未蒙拣选的证据。不庆祝圣诞节，认为那是异教节日的残余，不许演剧、赌博，食物衣着力求朴素。

17世纪的北美-新英格兰

清教徒的心态塑造的大学并非用来培养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重点是培养能读懂原文圣经、能讲预定论的牧师。1636年，马萨诸塞湾议会拨款400英镑创办学校，地点在纽敦，后来改名剑桥。一名叫约翰·哈佛的年轻牧师捐出自己一半财产和全部藏书，学校也就用了他的名字。哈佛学院最初的课程是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神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伦理学被允许保留，但必须用清教化的方式讲授。学生早上5点起床祷告，6点上课，一天下来除了念书就是灵修。耶鲁学院的创立如出一辙，1701年一群坚持更正统神学的牧师觉得哈佛在信仰上有所松动，担心自由化倾向，干脆在康涅狄格另外起炉灶。耶鲁的校规要求所有学生必须用拉丁语交谈，读经和辩论是日常。

清教徒对待不同意见的办法是驱逐或者干脆处死，罗杰·威廉斯反对政府对信仰事务的管辖，主张政教彻底分离，还质疑殖民地从印第安人手里抢占土地的合法性，很快被驱逐，他跑到罗德岛去建立了准许宗教自由的定居点。安妮·哈钦森更惨，她在家中组织查经讨论，逐渐批评本地牧师在宣讲预订论时掺杂了行为称义的嫌疑，暗示有些人过于强调好行为可以讨上帝欢心。在清教徒看来这是危险的异端，他们对她进行审判，她凭着对圣经的熟悉和出色口才几乎驳倒了所有质询，最后她自承直接从圣灵领受启示，省察自己时神给了她直接的个人启示。这就完了，清教徒教会法庭立刻判定有罪，因为个人直接启示违背了圣经的完备性，她被开除教籍并驱逐，后来在印第安人冲突中与家人一同被杀，清教徒认为那是上帝审判。塞勒姆的审巫案更典型，不少年轻女孩诉说看到异象、身体痉挛，指控邻居用巫术害人，法庭采信这类幽灵证据，有19人被绞死。当时的逻辑很简单：魔鬼是真实存在的，有人与魔鬼立约必须清除，判决本身就是坚信规律和秩序的一部分。

塞勒姆的审巫案

清教徒奠定了新英格兰的基调：地方自治、村镇议会、勤勉工作、恪守契约。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是在马萨诸塞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打响的，那里全是民兵组织，这些人平时种地经商，火枪储藏在自家阁楼，一旦有人在镇集上敲鼓就能立刻集结。但清教徒的秩序感也有另一面，容不下懒汉、装神弄鬼的人和整天想碰运气的人，你生病就去看医生，没有医生就靠自身血气扛，扛不住死了是命，祷告是灵性上的预备，不能夹带治病诉求。这是标准的清教徒态度，跟无神论者在临床上签放弃抢救同意书时的冷静没什么两样，他们自己不搞迷信，也强迫别人不能搞，把迷信当成破坏上帝秩序的行为来惩罚。

弗吉尼亚保王党人

我们将目光从清教徒的新英格兰石滩地移开，投向弗吉尼亚的潮水地带，那里坐船来的不是避难的人，他们在英国本土是保王党，身家厚实，带来整套上层社会的规矩。许多人是英国内战中失败的一方，查理一世被砍头后，原先效忠王室的骑士党乡绅和贵族，不少选择渡海到弗吉尼亚殖民地，这里的总督仍奉王室为正朔，给他们土地特许。这些人一来就圈占大片沃土种植烟草，用契约佣工和后来逮来的非洲黑人干活，自己修剪成英国庄园主的生活方式，舞会、猎狐、藏书、通信。

弗吉尼亚殖民地

可事情就是讽刺正是这批人产出了美国革命最多的早期领袖，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清一色全是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出身。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就是大陆会议里最不像革命者的人，他从未提出过什么激烈主张，被推上去主要是因为他身材高大、沉默寡言、会骑马打仗而且极有耐性。他父亲的祖父约翰·华盛顿1657年来到弗吉尼亚，是典型的保王党后裔，家庭信奉英国国教，更接近于自然神论倾向。华盛顿本人定期去教堂，但从不领圣餐，他祷告时站着也不下跪。他很少谈论神迹，更不会相信祈祷能变出士兵的粮食和军火，和清教徒不同不把成败解读为上帝意志的直接投射，他更信努力加运气加判断。

杰斐逊走得更远，他编过一本由剪刀加浆糊制成的福音书，把四福音里有关耶稣神迹的部分全删，只留下道德训诲，连复活都删了。他认为耶稣是伟大道德的教师，但不是神，上帝在他那里是不干预世界运行的创造者，一个非人格化的建筑师。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书房里挂满科学仪器和地图，植物标本和时钟，他研究野牛骨骼，没有祷告的习惯。问题在于写“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的人自己家里有100多个奴隶，在《弗吉尼亚纪事》里把黑人描述得比白人低劣，质疑他们智力说他们想象力差，但又不得不承认奴隶制的罪恶。他没有给奴隶自由，只让自己与妻子同父异母的混血女奴莎莉·海明斯长期保持关系，生下的孩子名义上仍是他的财产。这是杰斐逊这类人处理根本矛盾的办法：他们承认有规律、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但又发明一套说辞把自己排除在外。杰斐逊可以说奴隶制是坏事，但把责任推给下一代或者推给不可知的天意，让该来的慢慢来，他怕的就是万一该来的现在就来，他的种植园就破产了。从对待规律的角度说，他一面坦然面对死亡和命运，一面却在社会安排上拼命维持特权不想面对，这就产生了分裂：哲学上是无神论式的自然神论，生活上是家长制大奴隶主。

托马斯·杰斐逊

麦迪逊矮小、多病、博学，为起草宪法把古今所有联盟政体都研究个遍，他在弗吉尼亚的庄园蒙特佩利尔也有奴隶。立宪会议上的辩论看得出这群保王党后裔政治思想的底色，他们不是不要君王，是把君王分散进制度里，总统就是选举的君主，设计出来时麦迪逊直言它就是防止多数暴政的，起初参议员由州议会选出，任期六年完全是仿效英国上院，众议院对应下院。这个制度怕的是冲动和群众突然信了什么要把国家押上去，人的情绪上来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弗吉尼亚人特别喜欢古典时期罗马共和国的修辞，开口就是辛辛纳图斯、加图，但他们身上最突出的是贵族荣誉文化。他们是会决斗的，伯尔和汉密尔顿的决斗虽然是纽约发生，但风气源头就在南方绅士，荣誉受损必须用枪或剑恢复，他们认为这是维护人格完整的理性行为。华盛顿倒是没有决斗记录，但他年轻时在蓝岭测地，和印第安人周旋。他们把这冷硬气质带进美国的政体设计，1787年的宪法可没有感谢上帝的序言，只写了“我们合众国人民”，后面才拖一句“以求获得自由之赐福”。

辛辛纳图斯接待人民代表

但信奉自然法和规律的人创造出来的共和国，在奴隶问题上始终是裹足不前，几十年里不断有人指出：一边高喊自由，一边维持奴隶制。卡尔霍恩后来把奴隶制说成“善良的正面制度”，菲茨休直接宣称自由劳动者其实比奴隶更惨。这些说法的功用就是化解内心的不一致，让你可以继续当好人，同时不必改变什么，1861年南北分裂的根在弗吉尼亚就已经种下了。

内在之光的贵格会

宾夕法尼亚的起源和前面两州都不同，它来自被新旧英格兰同时排斥的教派：贵格会，正式名称是教友会。1640年代末在英国兴起，创始人乔治·福克斯主张每个人都内在有基督的光，不需通过教会、牧师和圣礼，人在静默中可以直接受圣灵引导。他们拒绝起誓，对谁都不脱帽致敬，不用“您”，统统以“你”称呼，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英国各地把他们抓起来关，他们就在监狱里继续聚会，还在法庭上要求法官脱帽，因为法官不该接受人多余的尊荣。

17-18世纪 宾夕法尼亚州

威廉·佩恩的父亲是海军上将，帮他赚来国王查理二世的一大笔债款，佩恩向国王要了一块北美土地抵债，1681年得到特许状他把自己理想中的神圣实验做成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佩恩是贵格会信徒，经历过牢狱，写了不少神学小册，坚决认为若没有内在的光辉外面再怎么立法传教也是白搭。他招揽移民时不限制教派，欧陆受迫害的再洗礼派、门诺会、路德宗、天主教徒全都可以来，只要遵守法律。最大胆的是他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佩恩在特拉华河谷与莱纳皮人签订条约，用合理价格购买土地以保证持续的友谊。佩恩设计的费城街道方方正正，起名兄弟之爱城，没有城墙和要塞。

贵格会的聚会方式很奇特，男女分开坐在简陋的屋子里，不需要讲台和牧师，也没人领唱，大家静坐谁感到圣灵感动就站起来发言，无论男女都可能被内光催促说话，没人感动就静坐一个小时散去。这种方式跟清教徒的查经讲道完全不同，清教徒靠解经讲道和头脑牵引，贵格会靠等待。等待本身就是一种顺从：你没法靠大声喊叫把光喊下来，也磕不了头换来启示，你只能让该来的来。从这个角度看贵格会信仰的仍是非人格化的规律，是光作为内在法则，不是可以贿赂的神。他们反对预定论，主张人人都能被光照，但绝不是你想照就照，想得到话语就得着。其态度本质上也是不存念于万一，不做交易性祈祷。

威廉·佩恩

在世俗事务上，贵格会发展出与清教徒不相上下的务实风格，因为诚实不欺诈，他们做银行和商业很快赢得信任，加上反战不买军火股票反倒积累了大量财富。费城在18世纪中叶成为北美最大城市和最大港口，贵格会商人占了很大比例，但政治上的矛盾也来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议会长期由贵格会支配，他们奉行不抵抗主义，拒绝军事拨款和建立民兵。到七年战争时，边疆定居者不断被原住民袭击，跑回费城要求议会出钱保护，贵格会多数拒绝。最后一部分更注重现实政治的贵格会成员主动退出议会，把执政权拱手让出免得违背信仰，这等于承认他们的规则虽然好，但在地上运行时总有你无法说服所有人进到同样静默之光的困境。

贵格会反对奴隶制比新英格兰还早，1688年几个由贵格会感召的门诺会信徒和贵格会成员在费城附近的德国敦联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禁止奴隶贸易和蓄奴，这是英属北美第一份有记录的废奴文件。佩恩本人对蓄奴态度模糊，自己也用过奴隶，但后来贵格会内部逐渐形成共识，到1776年费城年会正式规定，凡蓄奴的贵格会成员必须被开除。他们用的是经济切断和社会排斥，这办法反而让不少奴隶主因担心陷在会友圈里被孤立而主动解放奴隶。贵格会后来成为地下铁路的中坚，帮助黑奴逃亡，美国早期女性权利运动的中坚也多是贵格会背景，像柳克丽霞·莫特，她们从内在之光推论出男女灵性平等，再推出社会该给女性和男性一样的权利。

贵格会活动

贵格会不愿掌权后，宾夕法尼亚的政治转向苏格兰-爱尔兰裔和德意志农民手里，激烈的枪棒政治取代了沉默等待的风气。贵格会人退回银行、学校和慈善团体，退进自己固守的道德习俗里。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信仰作为非人格化规律的信徒，和社会的欲望之间总有一道沟，他们只靠长期的自律和见证。在19世纪改革运动中，贵格会形成了可观的道德压力，但在日常政党政治里总是少数，美国政坛里民主党对福利和平等的亲近部分源头可以从贵格会寻求，不过必须注意，杰克逊一代的民主党引进的平等更多是边区人的那种平等，是打一架再说的平等，不是静默等候的平等。

荣誉和暴力的边区人

第四波移民是被清教徒和保王党都看不起的，他们在北美落脚的地方是阿巴拉契亚山脉两侧的纵深谷地，在历史上被称为苏格兰-爱尔兰人，也就是边区人。这批人的祖先本来住在苏格兰低地和英格兰北部交界，习惯边境战乱，长期靠偷牛和血仇过日子。17世纪英国政府把他们大规模迁到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去压制本地天主教势力，他们在那里磨了两三百年，种亚麻、斗天主教徒，跟英国国教教会也处不来。到了18世纪，经济压力和地主加租又把其中几万人推上移民船，多数直奔宾夕法尼亚港口，然后发现沿海好地早被圈了，他们只能继续向西、向南钻进山麓。

西进拓展的边区人

这群人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认为男人活着的证明就是枪和勇气，法律在他们眼里是政府派来管闲事的玩意儿，个人的荣誉靠自己维护，一旦受辱没有不报复的道理，打架可以不要命，女性同样强硬，丈夫外出打猎或打仗妻子能拿枪看家。边疆环境把原先的宗族仇恨简化为刚烈的平等主义：你骂我一句我打你一拳，总统来了也一样。西部小说和电影里背枪戴宽沿帽的形象并不是虚构，德克萨斯人现在还可以在超市里看到腰间别着手枪买东西的人，这在边区人后裔看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他们的宗教生活是稀薄的，没教堂也没常驻牧师，很多人只在巡回传道人经过时才受洗结婚。但空白很快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第二波大觉醒的帐篷复兴推平，肯塔基州罗根县的坎伯兰复兴是个标志，几万人从方圆百里赶来连续几天几夜露天聚会。讲道狂热，会众大哭大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又突然跳起来大喊得救。有人在那里学狗叫，号称在驱赶地狱犬，有痉挛者浑身抽搐，被解释为圣灵击打。这些表现跟清教徒冷静查验恩典标志、贵格会静默等候内光完全相反，边区人的信仰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要奇迹和人格化的神可以直接摸他们一把，让他们从醉鬼、赌徒、好斗鬼瞬间变成新造的人。他们的神是可以被感动的父亲，祷告在那里是强力争取，经常会跪着呼求，“主啊你看着办吧”。从我们前边区分的标准来看，这非常接近迷信模式。

北美的大觉醒运动

边区的宗教风格后来彻底塑造了美国的福音派，浸信会和卫理公会在边区发展最快，因为这两派不要求受过高等神学训练，只要有人感受到呼召，能讲道能吼能跟人一起哭，就能上马巡游。著名边区委任传道彼得·卡特赖特，大字识得不多但讲起道来像打雷，跟人辩论时把对手从理智上压不倒就用激情压倒，他甚至直接挑战过竞选中的林肯。卡特赖特常吹嘘自己在帐篷复兴现场把彪悍之徒拽下马，当场为他祷告直到对方痛哭流涕，此后那家伙变成良好公民。这个模式不停重复，用强烈的情绪瞬间改变一个人，而不是靠漫长理性劝说。你如果持无神论角度看会觉得这是群体催眠的集体走神，但从社会功能看这种“奇迹改变我”的信念给了许多粗野不羁的边区人一套自我约束的框架。他们本来生活里暴力极多，一旦宣称我得救了，他们可能会改拿圣经安静下来。这种改变有时维持不下去，于是就有重犯、再悔改、再跌倒的循环，帐篷会可随时再开。

这个群体还带来另一件影响美国到现在的事情，就是维持荣誉和暴力的方式与共和理念嫁接成个人持枪权的神圣化。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中“管理良好的民兵”字面起源于各州民兵用来抵抗联邦常备军的潜在暴政，但用情感和血液把它撑大的是边区人。对他们来说持枪不仅是国防需要，还有男子气的基础，一个人不带枪就等于把自己置于小孩或奴隶的位置。边区理念和夸张的宗教修辞合在一起，变成“自由是上帝赐予的，枪是上帝交在人手里守护自由的”。

1828年当选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就是他们的产物，杰克逊家世是典型边区人，父亲早亡、母亲和兄弟在独立战争期间死掉，他自己少年时挨过英国军官的刀砍，一辈子恨英国人，也恨那些东部权贵。他在新奥尔良战役靠着田纳西民兵和走私贩子击退英军，靠的就是边区人的好斗和精准枪法。可他的支持者同样欢迎福音派复兴家，杰克逊当选后，白宫开放招待会直接演变成一大群边区人穿靴子跳上家具抢酒喝的闹剧。

安德鲁·杰克逊

今天德克萨斯州许多教堂配有持枪安保，牧师在台上讲完道会在公告里提醒本周射击训练的时间，在新英格兰的某所大学图书馆里能读到1850年代贵格会贵女投身女权运动的书信，措辞平静全无宗教癫狂的语句。你再到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看杰斐逊自己设计的校园，圆顶礼堂灵感完全来自罗马万神殿，按他的说法是献给科学和理性的殿堂。各群体留下的东西都在运转，没有大一统的美国性格。

这四波人的传统混在一起逐渐塑造了现代美国，清教徒打造了地方自治和勤勉的样板，保王党人贡献了代议政治架构和共和话术，贵格会展示了和平与平等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可能，却也证明完全的理想主义必须让出管理暴力的位子，边区人带来了最广泛的民粹式平等和以枪维权的个人主义。就是把弗吉尼亚绅士的漂亮话、清教徒的使命感和边区人的善恶二分全搅和到一起，再用贵格会的零头调味成道德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