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随着纳粹主义的覆灭和冷战对峙的展开，自由主义似乎成为了西方现代性方案的唯一选项。然而，一个反讽的现象随之出现：虽然它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在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界，宣告自由主义正在衰落甚至死亡的言论却不绝于耳。

事实上，宣告自由主义死亡的言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一项针对数千万册图书的词频分析表明，自由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被频繁宣告死亡。这种“不断被宣告死亡”的现象，恰恰表明它仍具强韧的生命力，但也折射出人们对它的深刻不满，而这种不满主要源于自由主义在现代遭遇了越来越强的平等主义的压力。

这种压力来自自由内涵的历史演变。在古代，自由本是一种与等级制绑定的“特权”，即个人依其等级位置享有的不被侵犯的自主空间。但法国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使“人生而平等、平等享有自由”的普遍观念深入人心。由此，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便显现出来：绝对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平等。

面对平等的巨大挑战，传统的自由主义必须在淘汰与转型中做出选择。这也促成了其家族内部的代际转变：从17世纪洛克强调个人权利、限制国家干预的“古典自由主义”，演变为19世纪密尔等高度重视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的“现代自由主义”。平等的范围在不断扩张，自由主义也必须随之回应。

层出不穷的挑战使自由主义衍生出近30种不同的定义，它绝非融贯统一的理论。在实践中，它被用来指称福利国家、罗斯福新政、自由放任等截然不同的体制。它就像一个成员各异的大家族，这种内在的多样性使得某种特定版本自由主义的没落，并不会牵连思想整体的命运。

虽然容纳了巨大的多样性，自由主义依然有其明确的界限。在界限上，它倡导一种特定的自由——将个人自由与保障个人权利视为优先甚至首要的价值。从时间代际上看，现代转变后的自由主义必须认真对待平等问题，平衡兼顾自由和平等，否则就会沦为少数精英的理论而失去支配地位。

自由主义之所以维持强韧生命力，更因为西方社会很难找到其他方案来替换它。在祛魅的现代世界，“自由、平等、多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基本条件。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往往只能满足其中一二，而现代自由主义或许最有潜力同时回应这三种诉求，兼顾三种价值。

在应对来自平等的挑战时，20世纪西方涌现出了七位代表性的思想家：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桑德尔、沃尔泽、泰勒和哈贝马斯。他们致力于建立“规范性理论”，不单是描述和解释社会，更侧重于从哲学上严密地论证社会政治应该如何安排才是好的，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

尽管这七位学者的观点各异甚至发生过激烈论争，但广义上他们都属于自由主义大家族的成员。他们延续了哲学分析的传统，擅长用日常生活或思想实验来激发直觉、辅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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