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发展线，太平洋地区也不例外，其民族文化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酋长制、神灵崇拜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文化的萌发和兴盛。此阶段时间跨度较长，从原始蒙昧时期直到18世纪后几十年西方殖民者“发现”和“教化”太平洋诸岛。太平洋地区历史悠久，新几内亚高地早在七八千年前已有人类活动踪迹。3000多年前，萨摩亚、汤加、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等地居民大部分属波利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和巴布亚人。在这一时期，汤加、萨摩亚、斐济等地，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因为他们来源于相同的祖先，即波利尼西亚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早期南太平洋岛国居民对自然神灵产生了强烈的崇敬之情，他们认为神灵拥有对万事万物的控制能力，“玛纳（Mana）”一词在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的语言中就用来表示人和事物的“力量”，还包含着“一种超自然的创造性能力”。“玛纳”与生命联系，“导致善恶、决定喜悲”。当地的首领正是因为拥有特殊“玛纳”才成为首领。“玛纳”的思想也反映了原住民的“万物有灵”观念，这一古老观念在此后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中得到了巧妙的运用和构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本土文学。在某些汉译中，“Mana”也被翻译为“曼纳”，其特征是“普遍而超自然”。“玛纳”文化是美拉尼西亚文化研究中不可避免的重要话题。该词始见于英国科德林顿（Robert Henry Codrington）所著《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s, 1891）一书，后成为宗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美拉尼西亚文化中，人们认为，“玛纳”不具形象、不可捉摸、不可见闻，但随时随地都可以借助人或物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力量。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具有“玛纳”。“玛纳”并不永久附着某一物，但可从某一物转移到另一物，或从某一物中散失和投入另一物。对于“玛纳”的来源众说纷纭，19世纪至20世纪初，经过研究，有学者认为“玛纳”观念是一种存在于许多原始部落的普遍现象，后来有学者从机能主义与政治学角度加以解释，认为这一观念是社会地位及权力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基于此，有学者认为，这与某些禁忌及复杂的社会结构有关，当“玛纳”与当地权力结合后，拥有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比如，当地部落认为，掌握“玛纳”的人或物就是“塔布”。领袖拥有的“玛纳”最多，是神圣力量的象征。同时，由于他们认为“玛纳”可以转移，于是就有通过同类相食以获得“玛纳”的传闻，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太平洋地区原始文化的落后，而这种落后性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不过，时至今日，这种同类相食的现象已不见踪迹，但“玛纳”作为当地文化中一种可以传承的精神特质却保留了下来。

早在1878年，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在一次讲座中就援引了科德林顿的信件，用以阐明宗教意识的起源：“无限观念、看不见的观念，即我们后来称作神圣的观念，如何以一种模糊的、雾蒙蒙的形态存在于最落后的部落中呢，我们可以美拉尼西亚人的玛纳观念为例证。”在缪勒看来，无形的超自然玛纳比拜物教观念更集中地体现宗教的本质。“玛纳”的出现，表明原住民从对有形事物的崇拜转变到对无形的自然力量的崇拜。

第二阶段，受西方殖民文化、外来文化影响的民族文化继续发展，时间跨度为19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殖民者纷纷到达太平洋岛国及地区，在语言、文化、风俗、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改变了太平洋地区。英语进入该地区，逐渐成为了主流语言，英语文学作品也随之出现，改变了以往只有口传文学的现象。西方的影响和控制在太平洋地区不断加大，1840年至1900年，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控制了太平洋地区。除了经济，西方文化对当地原住民社会和宗教都产生了影响。其影响包括积极与消极两大层面：首先是积极的一面，原住民社会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在生产方式上还较为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社会主流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比较原始的，以酋长为核心的部落文化构成了原住民社会的基本框架，这导致社会分工、政治组织、文化发展上长期落后于很多世界其他地区，宗教方面也是比较原始的崇尚自然神灵的宗教，还保留着相对落后的习俗和宗教制度。这种情况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太平洋岛国及地区原来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向外部世界学习建立有更多人参与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也获得革新。这直接对宗教产生影响，当地宗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出本土和外来宗教“势均力敌”的局面，而后随着西方文化影响日益加深，人们观念受到多元化因素影响，在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下，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基督教，基督教成为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主流宗教。以瓦努阿图为例，基督教是瓦努阿图最重要的宗教。全国84%的人信奉基督教。与很多其他欧洲殖民地一样，来自几个不同教会的传教士在该地区进行传教工作，引导当地人皈依宗教。基督教的本土传播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最为快速。虽然今天仍有少数外国传教士在瓦努阿图传教，但该国大多数神职人员已经是本土基督徒了。

第三阶段，受殖民宗主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影响的时期，时间跨度为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多数太平洋岛国都尚未独立，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很难得到体现。尽管殖民宗主国的文化渗透力较强，此时的太平洋民族文化依然保持了较稳定的自我发展态势，这与该地区各民族间几千年来的文化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各民族语言几乎都是由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的原始语言中分化而来的。在外来文化强势侵入时期，诸岛民族文化联系反而更加紧密，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结合体”，比如，在语言上，本土语言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口传文学也迎来了一段辉煌的发展时期，各民族在文化、贸易、政治间的联系更为频繁了。

第四阶段，太平洋诸岛民族文化本土化阶段，时间跨度为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在这段时期内，世界反殖民浪潮风起云涌，太平洋各殖民地纷纷独立。随着政治的独立，该地区经济、外交和文化也逐渐走向多元化的繁荣局面。经济上，诸岛纷纷与域外大国建立贸易往来，为振兴民族文化奠定了经济基础，比如，1981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与太平洋岛国及地区签订了《南太平洋地区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这一协定改善了太平洋地区落后的贸易状况。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增强了诸岛居民的民族文化自信，他们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学、传统文学投入了更多关注，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

第五阶段，太平洋诸岛民族文化发展新时期，时间跨度为21世纪初至今。在这段时间范围内，太平洋地区获得了更多域外大国的支持，援助力度更强，贸易往来更为频繁，文化交流由之前的外来文化输入为主，向互相交流甚至本土文化输出为主进行转化。在这一阶段，很多太平洋岛国与中国建交并扩大贸易，目前中国是所罗门群岛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萨摩亚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随着双边贸易勃发，太平洋诸岛民族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传播的机会，部分反映在本民族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如艾伯特·温特的《榕树叶子》，这本长篇小说描写了一家三代五十年的历史，全书分三卷，各卷均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描述了父亲的创业、儿子的反抗及孙子继业时财产的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