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出血”与文艺复兴想象力

                                      “尸体出血”与文艺复兴想象力

1577年，《霍林希德编年史》（Holinshed's Chronicles）记载了一桩谋杀案。1573年，布朗看中了商人桑德斯先生的美貌妻子，于是找到德鲁里夫人，请求后者撮合他与桑德斯太太的婚姻。德鲁里夫人满口答应，并与仆人罗杰共同密谋，将桑德斯先生的行踪适时通报给布朗。3月25日一早，布朗藏匿于伍尔维奇附近的密林中，伏击了正在赶路的桑德斯先生和比恩；比恩是商人巴恩斯先生的仆人，因与桑德斯一同赶路而遭此无妄之灾。桑德斯当场死亡，比恩身中十几刀，拖着重伤之躯匍匐着寻求救助，幸得一位老者及其女佣施以援手。德鲁里夫人及桑德斯太太得知布朗杀人后，心急火燎地典当餐具筹得26镑，用以资助凶手出逃。官方四处张贴布告缉拿罪犯，布朗很快被抓获。经审讯，参与凶杀的四人（包括桑德斯太太）全部被判处绞刑（Holinshed 322-23）。

1599年，某位匿名戏剧家据此创作了家庭悲剧《阎妻之鉴》（A Warning for Fair Women）并出版。其中有一处细节值得关注：仆人比恩因身中数刀，性命危在旦夕，被人放在椅子上抬到庭审现场以便指认凶手：

罗切斯特镇长：庭吏们，把他拉近点，不知这可怜人还认得凶手吗。

巴恩斯：不行了，这两天他谁都认不出来。

布朗：该死！这混蛋居然还活着？

   为啥一瞅见他，我就魂飞魄散，

   哪怕他没有舌头，那双眼睛好像也能说话，

   一定在诅咒我。

巴恩斯：看啊！他伤口裂开了，流着鲜血。

詹姆斯：他动了。

镇长：他睁开眼睛了。

巴恩斯：你们看，他看着他了。

布朗：我捅了他十五刀，

   这十五处伤口像十五张嘴在控诉我，

   每处伤口都吐着带血的舌头，

   似乎异口同声要发话，他虽没有张口，

   整个陪审团都会指控我有罪。

巴恩斯：约翰，能听到吗？你认得这个人不？

比恩：认得，正是他谋杀了我和桑德斯先生。  （Cannon 155）

说完最后一句，比恩不治身亡。布朗作案时，现场无目击证人。从剧中判断，桑德斯遇袭时未能识别凶手身份，比恩仅记住了凶手的样貌，“穿了件白色紧身上衣，下穿马裤”（Cannon 139）。法庭按照服饰特征追踪到嫌疑人布朗。按照法庭惯例，判定凶手罪名成立需同时具备人证和物证两项司法证据。由于无现场目击证人，人证的天平不得不倾向于被害者的口供，即“正是他谋杀了我和桑德斯先生”，以及审判过程中凶手的认罪口供。本剧的物证比较隐晦，比恩的主人巴恩斯先生提醒大家，在凶手布朗靠近受害者身体时，比恩的伤口重新裂开并冒出鲜血。这一现象看似诡异，却在欧洲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司法实践的考验。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尸体出血”（cruentation）一度成为重要司法物证之一，验尸官及陪审团通常借此现象，加上一些其他证人口供认定嫌疑人凶杀罪名成立；这也正如布朗所说，“他虽没有张口/整个陪审团都会指控我有罪”。布朗这一说法并非夸张，“尸体出血”作为物证曾长期存在于欧洲早期司法判决案例之中。遗憾的是，剧中这一证据存在瑕疵，一般认为只有死尸伤口出血才能成为法庭证据，而比恩奄奄一息、生命尚存，这时伤口出血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全身上下有十多处致命刀伤，但比恩仍坚持到说完“认得，正是他谋杀我和桑德斯先生”这么清晰的话后，才安然离世。这足以说明，这位匿名戏剧家在情节上，人为戏剧化地延长了比恩的生命。活人总比死人强，让被害者亲口指控布朗，借以突出口供的作用，这也反衬出作者对“尸体出血”这一法庭惯例是否有效的焦虑情绪。我们很难相信，如此伤重之人在最后一刻能够回光返照，字正腔圆地指认凶手。这些文本证据暗示，原本靠“尸体出血”作为物证判决的基础已经被动摇，而这位戏剧家虚假地让一具本应失去生命体征的尸体开口说话，以便获得受害者口供彰显法庭公正与社会正义。

比《阎妻之鉴》早七年，莎士比亚对“尸体出血”这一法庭惯例的运用则显得从容不迫、掷地有声。理查挡在亨利六世的棺椁前，扶灵的儿媳安妮夫人对着理查斥责说：

啊，先生们，看吧，看吧，先王亨利的创口，

凝结好的创口，又裂开了，伤口涌出了鲜血！

你脸红了，有愧了，你这驼背的丑八怪，

只因你在场，原本毫无生气、干涸的血管，

又冒出鲜血。正是因为你坏事干绝，

泯灭人性，伤天害理，才会有现在

血如涌泉，逆天悖理的异象。  （Greenblatt 572）［1］ 

安妮夫人的台词比较有典型意义。亨利六世死去多日，安妮夫人故有此言：“毫无生气、干涸的血管。”当理查出现在棺椁前，亨利尸体创口突然开裂，冒出鲜血，因此安妮夫人惊呼为“异象”，这一反常现象对于抬棺之众而言，意味着凶手是谁早已不言而喻。安妮夫人转向理查，下意识惊叹说“你脸红了，有愧了”。整段台词一气呵成，相比《阎妻之鉴》让活死人说话，《理查三世》（The Tragedy of Richard Ⅲ）的控诉毫不拖泥带水，作家对这一法理依据的自信才是对理查罪恶有效的揭露。

 一、“尸体出血”与法医实践

英语中的cruentation（尸体出血）源自拉丁语动词cruentare（出血），其拉丁语词根为cruor，特指从伤口流出的鲜血［2］。后来指凶手靠近尸体时，被刺伤口或身体器官如口腔、鼻腔等流出鲜血，验尸官借此认定凶手。该惯例早在中世纪就被日耳曼等民族所采用。德意志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Das Nibelungenlied）中有一段描写，尼德兰国王西格弗里特被冰岛女王的仆从哈根从背后暗算，哈根的长矛正中西格弗里特要害。国王的棺木抬进房间后，王后克里姆希尔特悲痛欲绝，她说：

“如果认为没有过失的人，请他们现在过来。”

王后说道，“走近灵床，让我们辨个真相大白！”

这是一个古老的奇迹，而如今时常能见证：

如果有人看到凶手  从死者身旁走过，

死者的伤口便会喷涌鲜血，现在的情况果然灵验，

任何人都已内心明白，他们看到了哈根的罪孽。  （231）［3］

以上内容认定一个事实：当哈根走近西格弗里特国王的尸体时，人们发现被哈根长矛刺中的躯体部位立刻喷出鲜血。对在场之人来说，真相昭然若揭。克里姆希尔特王后所谓的“如今时常能见证”实指社会习俗。自欧洲中世纪起，“尸体出血”成为法医鉴定的重要依据之一，历史及法律文献记载了如下大致程序：尸体经过清洗后，裸露仰卧，嫌疑人与尸体保持一定距离；依照命令，嫌疑人朝尸体走去并不断呼喊受害人姓名，绕尸体两到三圈后再用手轻触尸体伤口，这时倘若尸体冒出鲜血，或者尸体抽搐，抑或口吐白沫，嫌疑人通常便被认定犯有谋杀罪，否则需要继续寻找其他证据（Brittain 82）。

自中世纪起，欧洲大陆及英格兰对谋杀案的调查显得相对谨慎，强调基于完整、全面的证据判定嫌疑人有罪。法兰西早期现代宪政学家、法学家博丹（Jean Bodin）指出，法庭判决必须依照三类证据：公认、具体的犯罪事实；罪犯主动坦白，自我供述；几位可靠目击证人的证词（365）［4］。博丹所提证据规则是对欧洲中世纪以来“共同法”（ius commune）的继承和延续，强调物证与人证相互结合。“尸体出血”属三大物证之一，其余两类物证分别是死亡现场及尸体勘验；人证包含目击证人，罪犯供述坦白，以及死者临终遗言（Butler 132-58）。具体到《阎妻之鉴》，似是而非的“尸体出血”能否纳入物证范畴存疑。这一语境迫使人证的重要作用凸显出来，也就是比恩的临终指证和庭审时凶手布朗的坦白供述。剧作家创造语境模糊的出血现象，而将比恩生命延续到最后一刻，使其做出临终遗言；之所以如此牵强附会，原因在于文艺复兴后期对于“尸体出血”逐渐产生诸多科学争议，这一现象作为法律证据的基础不再坚实有效，剧作家难免出现摇摆与焦虑。为了在法理依据上判定布朗有罪，证据的天平不得不完全依赖被害人及凶手的口供。可以想象，比恩是一具死尸，而“尸体出血”不能成为呈堂证供，在现场没有目击证人的前提下，布朗必不会招认（主动招供也无法律效用［5］），最终结果要么是对嫌疑人刑讯逼供，同时辅助一些间接证据定罪，要么是无法定罪。

1618年，英格兰剑桥郡治安官多尔顿（Michael Dalton）建议，在提审嫌疑人时，“尸体出血”作为存疑标志［6］，需要谨慎对待。多尔顿并未明确将其列入物证范畴，而是提醒治安官审讯时需要将这一现象记录在案。其余的存疑标志还包括：嫌疑人身上、衣服上和凶器上是否留有血迹；审讯时嫌疑人脸色是否变化，是否脸红、目光朝下、沉默不语、浑身战栗等。换言之，多尔顿将此现象湮没在琐碎的线索中，并未视其为压倒一切的法医学物证。在长期法医实践中，部分法学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凶手靠近尸体时并不一定总会出血，如果出血则可以作为充分证据。英格兰清教牧师伯纳德（Richard Bernard）就是其中一员。他于1627年出版了一本司法建议书供陪审团参考，其中以英格兰约克郡女巫案为例。该案中李斯特先生被女巫谋害致死，当女巫被要求触碰尸体时，鲜血立刻从李斯特体内流出。伯纳德虽然强调“尸体出血”这一现象并非常态（224），但他依旧认为如果出血，便是铁证，足以让谋杀罪名成立（Macfarlane 18）。

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将此作为证据之举引发了更多争议，尤其是1655年由一位英格兰医生提出的强烈反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阿迪（Thomas Ady）医生认为，法庭以“尸体出血”为证据指控罪犯，这一行为显得“过于武断而自以为是”（131-32）。阿迪依据其行医经验指出，一具死尸哪怕是死在自己床上，而不是被谋杀，如果两三天不埋葬，十有八九都会从嘴里流出大量鲜血，那是因为体液开始腐败；同理，被谋杀后的尸体嘴里和伤口也会流血，这与凶手是否在场根本无关；以阿迪的医学阅历来看，这是一种“常见和自然的现象”（132）。作为民间声音，该观点并未在学界掀起波澜。阿迪将“尸体出血”认定为常见和自然的现象，虽然只是将其模糊地归因于体内体液的腐败，但以定性方式从本质上驳斥了形而上的神秘主义思潮。在《黑暗中的烛光》（Candle in the Dark）一书中，阿迪的总体依据来自基督教经文，这是其内在局限，也是历史制约，显示出调和宗教的姿态，但是他以医学实践真实表达行医所获，以极大勇气驳斥自然现象与行凶事实之间存在的内在和必然联系，矛头直指1597年《魔鬼学》（Daemonologie）一书，这种质疑、挑战权威及主流思想所蕴涵的祛魅理性正是17世纪自然哲学迫切所需的。

1688年，苏格兰高等法院以“尸体出血”为物证，判决菲利普·斯坦兹菲尔德谋杀亲生父亲詹姆斯·斯坦兹菲尔德爵士罪名成立，并于2月15日下午对杀人犯实施绞刑。之前，爵士的几位近亲正将其遗体抬入棺椁，菲利普原本抬着父亲遗体右侧，这时早已擦拭干净的尸体突然朝他喷出鲜血，菲利普见状惊恐不已，丢下父亲遗体，尖叫着朝教堂方向飞奔而去，一路上不停擦拭衣服上的血污。在高等法院宣布判决前，菲利普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强烈抗议，认为这一物证是“迷信愚昧的观点，既无法理基础又莫名其妙”（Brittain 83）。律师的辩护意见最终未被采纳，但这是苏格兰历史上最后一次将“尸体出血”作为审判物证。

 二、“尸体出血”：“神迹”还是巫术、魔法 

基督教社会通常将尸体伤口流血与“神迹”相联系，称之为“上帝裁决”，这意味着任何阴谋均无法逃避上帝之眼，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古代律法认为，上帝不会放过凶杀这类血案，必将追根究底；反之，正义未得到伸张的血会向上帝呼喊复仇（Hastings 110）。其思想主要来自《旧约》中该隐杀弟的故事。耶和华说：“你作了甚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7］鲜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人类灵魂，例如《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edy of Dr. Faustus）中，浮士德欲将灵魂卖与魔鬼，他刺破手臂说：“看吧，靡非斯特，为了你的爱/我割开手臂，以我自己的血/保证我的灵魂交与伟大的魔王。”（Marlowe 17）浮士德当场交出了鲜血，等同于二十四年后便会交出灵魂，鲜血成为灵魂的借代。教会宣称上帝拥有人类的灵魂，而非个人，浮士德此举无疑僭越了教义。欧洲中世纪宗教及世俗文学大量存在鲜血控诉的描述，认为是灵魂感受到暴虐，驱动身体做出反映（Bynum 181），昭示着上帝干预。故在《阎妻之鉴》中，比恩说完最后一句话便停止了呼吸，其主人巴恩斯感叹道：“这是上帝的杰作，这个可怜的/家伙两天两夜说不出话，可现在/居然能指证这个人，随即/他便交出了自己的灵魂。”（Cannon 156）

枢密院指派詹姆斯先生调查桑德斯一案，他对以上感叹总结说：“在血案上，神性正义始终彰显神迹。”（156）不过，“神迹”一词语义模糊，其本义指非人力及自然之所为，并非特指上帝行为，且超自然现象既可能出自天使也可能由恶魔所为（Woods 26），其真实内涵取决于历史语境中的宗教倾向，平白无故的“神迹”更可能是恶魔而非上帝因素所导致（Almond 131）。如《圣经·出埃及记》中法老的魔法师与摩西斗法，这些魔法师所行“神迹”应属恶魔之助（Anglo 8）。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蓬波纳齐（Pietro Pomponazzi）在承认《圣经》“神迹”的同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他认为只要我们掌握足够的自然知识，对天体力量有足够了解，“神迹”与魔法均能从自然中获得阐释（Douglas 275；Cassirer et al. 277；Cassirer 103）。例如，出生时属于某一星座的人能够主宰海洋、呼风唤雨、驱魔化邪，其强烈的弦外之音是基督“神迹”来源于星座影响（Thorndike 107）。蓬波纳齐暗示“神迹”中存在自然因素，他甚至不屑探讨其先驱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的魔法理念。当然，他并非不相信魔法，而是认为费奇诺的阐释并不科学，只有愚蠢且毫无阅历的傻瓜才会相信（Walker, Spiritual 109）。在今天看来，蓬波纳齐的指向同样不科学。然而，他将某些自然与超自然现象的归因从神学领域引导至自然法则，其思想部分包含早期现代科学精神，为后续科学发展提供了参考线索。

斯科特（Reginald Scot）在《巫术揭秘》（The Discoverie of Witchcraft）中不仅否定“神迹”，而且认为：当友人抑或凶手在场时，被害人伤口重新流血，这完全属于“奇异特性与自然力量”。斯科特进一步解释道，这种特性及能力与自然界石头或植物间的“相生相克”（natural love and dissention；171）［8］并无二致。所谓相生相克，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百合与玫瑰套种在一起，两种花相互成就，长势喜人；鸢尾花栽种于蕨类丛中必死一种；黄瓜喜水，但是无法忍受油脂（171）。在斯科特看来，这些现象在根本上源于自然能力及事物本质特征，属自然因素而非奇迹或者“神迹”。同理，当某人靠近尸体，虽然躯体无知觉，亦能感受到恐惧，体内随之发生改变，因为人体不同部位存在诸多神奇特性。斯科特并未具体说明何种神奇特性，更未表明内在原因，对死者能感受的恐惧同样语焉不详，不过其相生相克的观点明显具有自然魔法属性。依照自然魔法，自然界诸多神奇现象实则为上帝隐藏的秘密，人类在掌握这些特征、性质后能够揭示所有自然奥秘（164）。

由于社会地位、意识形态等差异，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斯科特的思想体系。1597年，《魔鬼学》的“致读者”部分指名道姓对荷兰医生韦耶（Johann Weyer）及斯科特做出批判，其中有言：“一位名叫斯科特的英格兰人，竟然厚颜无耻地以公开的书刊形式，否认巫术存在。”（91）该书作者正是后来的英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Ⅰ）。在该书最后部分，詹姆斯重申两个观点，首先是“死尸在随后的时间内，一旦被凶手触碰便会流出鲜血，仿佛向苍天呐喊，凶手会得到报应，这一神秘且超自然现象完全属上帝征兆”（136）。撰写《魔鬼学》时，詹姆斯正执政于巫术盛行的苏格兰。令人费解的是，他将此段言论夹杂在女巫鉴定的两大标准之间，不仅显得突兀，而且语境也貌似毫无关联，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希望彰显巫术与上帝之间的对立。换言之，“尸体出血”属于巫术语境，而结果是上帝干预。

 三、“尸体出血”与魔法、巫术语境

在所谓“神迹”面纱之下，“尸体出血”总渗透着魔法与巫术的历史语境，不仅讨论该现象的医学、哲学著作纷纷冠以巫术、魔鬼学等标题，而且“尸体出血”现象往往在魔法语境中发生，因此割裂特定社会语境，将此单纯推定为“上帝正义”无法窥探文本全貌。1603年，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内大臣供奉剧团改为国王剧团，并受詹姆斯一世庇护。此时，这位曾经的苏格兰国王刚继任英格兰王位不足两个月。大约在1606年下半年，一部名为《麦克白》（Macbeth）的“苏格兰剧”［9］在伦敦上演，该剧本后经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修改并于1623年出版。在莎士比亚四部主要悲剧中，《麦克白》的主题与詹姆斯一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宣扬社会、政治秩序方面。《麦克白》塑造的三位女巫形象估计直接取材于苏格兰北伯威克女巫案［10］。这是最黑暗的一部悲剧，几乎所有场景均发生在黑夜或黑暗之处。悲剧刚开场，三位女巫营造了一个混沌、秩序倒错的世界，“美即丑恶丑即美”是对后续剧情的总结。作为社会秩序基石，文艺复兴“存在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思想推崇有序社会伦理价值。这条无形之链设置了从上帝到元素自上而下的存在，为世间万物设置了有价值的社会地位与责任；女巫的存在挑战并搅动了社会纲常，这也是博丹及詹姆斯一世等不遗余力地追捕女巫的主要原因之一。麦克白的弑君与第二幕第三场形成类比，依老翁所见异象，雄鹰［11］居然被捕鼠为生的猫头鹰啄食，此二者均“忤逆天道”（unnatural）。存在巨链自上而下设置出各个环节，这根链条本身具有完美、连续而渐变的特征。链条模型中，各等级的位置不可变更，位次固定，不可撼动，否则就是忤逆天道。《麦克白》中，赫卡忒也并非汉译“月亮女神”那般美好而充满诗意，她属于难以定义的女神，时常出现在被谋害者的血泊附近，亦是魔法与巫术的庇护神［12］。

在第二幕第二场中，麦克白谋杀邓肯后将两件凶器带回家，麦克白夫人令其送回原处，麦克白心生抗拒，他因恐惧不愿再次返回作案现场。麦克白夫人当机立断，马上说将带血的刀子交由她送回凶杀现场，其中台词是：“要是他［邓肯］再流血，我就把它抹在两个下人的脸上。”（Greenblatt 2736）此处并非说麦克白夫人返回时，邓肯尸体可能仍在不停流血，而是强调邓肯死去多时，创口估计早已凝结，当麦克白夫人靠近尸体，鲜血会再次流出，暗示麦克白夫人即凶手。西方一些注家提醒读者注意这一文化现象（Bate and Rasmussen 1878；Clark and Mason 182）。不过从现存文本看，麦克白夫人并非真正持刀行凶者，尚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杀人犯，这使得其他学者对注释摇摆不定，以至于干脆无视这段台词。近来有人认为麦克白夫人“是共犯，因此在那个时代刑法中罪行相当”（Braunmuller 161），所以她靠近邓肯同样会令尸体流出鲜血。克默德（Frank Kermode）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素材，并认为在更早版本中，最初行刺者恰恰是麦克白夫人，后将此任务交给麦克白，该部分内容佚失（Evans et al. 1355），而上述台词却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

本文开篇所提《阎妻之鉴》的魔法语境比较隐晦。作为女性，德鲁里夫人的职业耐人寻味，名义上她是一位外科医生［13］，事实上，外科医生、理发师及药剂师这三种职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外延相当模糊。以英格兰为例，16世纪医学这一行当中，除了一部分职业医生外，大量充斥着占星术士、魔法师或巫师、通灵者与占卜者、放血教士、草药郎中，甚至十足的骗子（Ewen 131-32），真正取得行医许可的外科医生非常稀缺。位于伦敦的圣巴萨罗缪医院曾是英格兰最早、最大的医院，在1546年也只有三位全职外科医生（Hoeniger 24）。巨大的需求市场导致大量无行医资格的女性加入到医疗队伍中［14］，这其中就包括像德鲁里夫人这样的所谓巫医（俗称cunning, or wise woman）。这类巫医虽然识字，但基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凭借医书上的部分知识，或者祖上流传下来的方子，夹杂着民间偏方，在乡间或者邻里间行医。外科医生则更多依靠实践经验，并无系统化的医学基础。《阎妻之鉴》插入了几场哑剧，其功用是对主要情节进行补充、评论。在其中一场，哑剧人物“悲剧”在布朗作案前，将鲜血第一个涂抹在布朗手上，表明他是主谋；然后又在德鲁里夫人手上涂抹鲜血，并说她使用了“阴险的巫术计谋”（Cannon 122）设下杀人圈套。这一说法基本符合德鲁里夫人在剧中的言行。为了撮合布朗与桑德斯太太的婚姻，德鲁里夫人利用后者与丈夫之间因家庭开支造成的嫌隙，说自己会看手相：命中注定桑德斯太太会亲手埋葬自己的丈夫，迎来第二次婚姻，手掌的生命线足以说明这点；一位风流倜傥的绅士不仅拥有大片土地，更将成为她的新人；婚后，桑德斯太太出门有四轮马车，身穿绫罗绸缎，家里雇佣十几位佣人伺候生活，她手掌上的纹路指明了飞黄腾达的路径。德鲁里夫人如此描述道：

虽然以外科为职业，我在手相上的见识，

远远超过外科，这是我最丰厚的收入来源，

如果我一年治疗一个病例的话，

算命的比例就是一百，

要不是我这独步天下的手相算命，

我的宅邸怎么可能会人山人海，

挤满了商妇、单身汉和怀春少女呢？  （116）

与调配“神仙水”（aqua coelestis）、“毛毡苔液”（rosa solis；102-103）治疗消化不良相比，德鲁里夫人最大的经济来源是看手相。她一再告诫桑德斯太太，手相就是天命，“抱怨上帝的意志，你也知道的，这是罪孽”（117）。在威逼利诱之下，桑德斯太太不得不说：“如果确是如此，那我必须臣服于/上帝和命运给我的安排”（118）。作为巫术的一个分支，手相算命成为整个剧情的转折点，使得桑德斯太太从一位贞洁妻子转变成杀夫同谋。

在1592年的家庭悲剧《法弗舍姆的阿登》 （The Tragedy of Master Arden of Faversham）中，画师克拉克也是一位药剂师，这位神秘人物极具魔法之力。主人公爱丽丝与莫斯比密谋杀害前者的丈夫阿登，只听莫斯比说：

昨天我碰巧遇到了位画师，

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有如此魔力的人，

他能用油彩调配出毒药，

用这油彩画出来的画，任何人只要看一眼，

他眼中射出的目光

就会将毒物吸入胸膛，把自己干掉。

亲爱的爱丽丝，让他给你画幅肖像

这样阿登一看这画，他就会死掉。  （Wine 18）

爱丽丝马上否决说这实在太危险，毒物不识人，但凡误入房间者都会毒发身亡。莫斯比马上安慰道，那就取块布先将肖像遮盖住；爱丽丝打住说，一旦画作完成，阿登必定第一个邀请她赏画。莫斯比对于画师的能力一定非常熟知，借用肖像毒死人被否决之后，克拉克应爱丽丝的请求配制毒药，让爱丽丝利用早餐时间将毒药放进阿登喝的肉汤里，好在阿登发觉汤的味道不好，及时服用了“万能解毒剂”（mithridate；18）。

克拉克的公开身份是画师。西方传统绘画除了追求纯艺术手段与技艺之外，由于受功利性和消费市场因素影响，难免掺杂更多的“非艺术杂质”。纯艺术之外对画材及辅助手段的运用，特别是对色彩的强调、依赖使得画师很早便开始从炼金术中寻求实验成果，例如在颜料中添加汞或砒霜等剧毒物质；为了让色彩更加丰富、持久，画家也尝试在颜料搭配时添加酊或油类介质。在早期绘画艺术中，颜料所体现出的色彩被认为是画作的“元气与灵魂”（Weststeijn 152），由于同性相吸，故能通过视觉直接感染赏画者眼部的元气。佛罗伦萨画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艺苑名人传》（Le vite dè più e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or）中将尼德兰画师爱克（Jan Van Eyck）比作炼金术士，盛赞其在油画中对色彩的精妙运用。有鉴于此，画师这一职业与炼金术士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故此莫斯比称呼克拉克为魔法师（cunning man）［15］并不为过。谋害阿登时，爱丽丝和克拉克借助了魔法及巫术；凭借对植物、矿物配方的了解，画师既可以在颜料中添加毒药，也有能力单独配制口服药剂。

在文艺复兴语境下，配制并使用毒药通常被认定为巫术行为。1612年，伦敦上演并出版过一部复仇悲剧《白魔》 （The White Devil），剧中展现了布拉凯诺公爵为掩盖婚外情，雇佣魔法师密谋杀害妻子伊莎贝拉的行动。魔法师指使胡里奥医生具体实施暗杀，后者观察到伊莎贝拉临睡前有个习惯，即向悬挂于卧室的丈夫肖像行礼，并亲吻画像。于是，胡里奥事先在公爵肖像前焚烧了有毒的熏香，并且在画像的唇部涂抹了毒药。当晚，伊莎贝拉临睡前拉开帘子，习惯性朝肖像行了三遍礼，再亲吻三次，她就立刻晕厥过去并很快死亡。魔法师解释道：“油彩和其他毒药迅速窒息了她的元气。”［16］从中可以推断，胡里奥利用油画，添加有毒油彩和其他毒物同时从视觉、嗅觉（焚香）和味觉（亲吻）三个方面阻断伊莎贝拉的元气，最后导致公爵夫人暴毙而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爵对妻子必除之而后快的冷酷无情。哈姆雷特的叔父乘其兄长在花园中休憩，将一小瓶从莨菪（hebona）中提取的毒汁灌入老国王耳道，该剧声称这一毒药的作用如水银般迅速，能够快速凝结体内血液，令皮肤出现丘疹，全身布满鳞片状皮屑；国王的鬼魂称下毒是“巫术伎俩”（witchcraft of his wits）［17］。这一控诉源自《圣经》。早期经文将投毒者与巫师等同起来（Geis and Bunn 118）。不仅如此，西方医学、药剂学长期是巫术泛滥的重灾区，使得“毒药与巫术存在根深蒂固的连结”（Thomas 191, 438）深入人心。

与味觉相比，视觉对于毒药的抵抗力更弱。自然魔法认为，视觉是肉体的自然延伸，目光承载着血液最精纯部分的元气，从眼部投射到物体表面，与物体发生直接接触。毒药能够轻而易举借助元气，透过注视者最薄弱的眼睛回传到心脏部位，令其毒发身亡。这也正是莫斯比在台词中所言，“他眼中射出的目光/就会将毒物吸入胸膛”。其中染毒的关键是目光接触物体，即目光中的元气碰触毒物后传染至肉体。德意志自然魔法师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使用了拉丁文“接触感染”（contagione；181）［18］说明外部客体如何利用被害人的目光和元气传染疾病，这一拉丁语单词的构成是前缀con（合作、结合、融合）加上词根tangere，后者的基本意义为“物理性触碰”。

阿登在不知不觉中躲过几次谋杀，最后还是在家中被害，杀死他的凶手是莫斯比、爱丽丝和职业杀手沙克巴三人。克拉克如幽灵般在《法弗舍姆的阿登》中多次出场，使得该剧笼罩在巫术与魔法氛围之下。令人称奇的是，克拉克在后续场景中神秘地消失在观众视线之外，剧本对其下落只字未提，似乎完全忘记这位魔法师的存在，更未给予其应有的惩罚［19］。在剧本结尾处，镇长指着阿登的尸体，要求爱丽丝坦白自己的罪行，于是爱丽丝朝阿登的尸体探下身去说：

阿登，我亲爱的丈夫，让我说什么好呢？

我越呼唤他的名字，尸体越不停流血。

这鲜血在宣判我，它在喷涌，当滴落时，

像在说话，问我为何这么做，

原谅我吧，阿登，现在我无比后悔；

如果我的死能让你活过来，那么请你死而复生。

起身吧，亲爱的阿登，来享受你的爱，

我们天堂相见时，别再冲我皱眉；

在天堂或许我会爱你，不过在人间我未曾爱过你。  （Wine 135）

爱丽丝呼唤丈夫姓名时，死去多时的尸体突然冒出鲜血，正如她台词所言，这鲜血是对凶手的直接宣判。面对“尸体出血”这一物证，爱丽丝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在取得物证和人证（罪犯坦白犯罪事实的口供）后，镇长能够直接宣判“将阿登夫人带去坎特伯雷/她的判决结果是被烧死”（139），这一判决暗示着爱丽丝“轻叛逆罪”（petty treason）成立。与爱丽丝不同，《阎妻之鉴》中的桑德斯太太既非主谋，也未亲手杀死自己的丈夫，她仅是被裹挟的从犯，所有从犯连同凶手布朗都因谋杀罪被判处绞刑。爱丽丝与其他两名罪犯一起用刀刺死了自己丈夫，两名男性罪犯属谋杀罪，被判处绞刑，而轻叛逆罪的判决只有一个，就是被活活烧死［20］。

 四、“尸体出血”与“科学”阐释

至少从13世纪起，欧洲学术界就从神学与自然哲学两种途径寻求“尸体出血”的阐释。受盖伦“元气”论主导，医学领域认为凶手靠近遗体时，凶手的元气会扩散至周围环境，与受害者元气相互吸引，造成承载着元气的血液从尸体中喷发（Lawn 130）。15世纪末，《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一书仍然认为凶手靠近尸体后，其元气感染伤口周边的空气；受到想象力的驱动，创口吸收被元气感染的空气后引发尸体血液涌动而滴落；当凶手近在咫尺时，原本封闭在创口中的气体随之躁动，凶手一方的气体一同侵入被害人创口，使得尸体内的血液喷涌而出（Institoris and Sprenger 239）。从传统上看，人类感知的基础是元气，元气进行感知的手段是想象（phantasia）［21］。所谓想象，就是头脑的印象或再现，即外部事物的感官特质通过元气传达后对元气的改变。意大利哲学家费奇诺认为，元气的形体与灵魂极其类似，元气服务于想象力，而想象力是灵魂的最高能力（Platonic Theology 147）。这使得“尸体出血”的神学与自然哲学阐释基本围绕在灵魂、元气和想象力的复杂关系中。

费奇诺指出，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第四卷中早已记载过这一现象［22］。费奇诺认为，这是灵魂向谋杀者讨回公道：当凶手靠近并检视伤口时，灵魂驱使伤口朝凶手方向喷出鲜血（270）。这一说法基本与《圣经》中该隐杀弟的阐释如出一辙，并无新意；英国医生韦伯斯特（John Webster）仍沿袭这一思想，认为“尸体出血”不太可能与魔鬼有关，因为上帝绝不会借用恶魔的力量让他们做除恶扬善的好事；而是由于灵魂与躯体分开后，前者仍会徘徊在附近，由于暴怒与欲望的功能不散，复仇之欲驱动血液温度升高（297, 308）。费奇诺在《论爱》（“De amore”）一文中又做了具体阐释，他以荷马史诗中的普特洛克勒斯被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所杀为例，认为前者死后，体内胆汁燃起复仇欲望，随即加热血液，促使血液快速流向伤口。元气与血液一同朝创口聚集，而元气更加轻盈灵活，会飞出体外侵入到对方体内。尸体尚有余热时，元气至少可以在体内存在七个小时。倘若赫克托尔靠近尸体，原本凝固的血液便会朝他喷射，后因其一是体内的热量并未完全散失，体内活动并未停止；其二是复仇之欲被激发；其三是血液要寻找自己的元气，而元气会引导血液的运行方向（Commentary 163）。总结下来，费奇诺认为，元气是血液中最精纯之气，由心脏提供热量；人死之后由于热的存在，元气不会马上消散，仍在体内短暂驻留；欲望会令血液升温，热与运动存在正相关性。

德意志化学家利巴菲乌斯（Andreas Libavius）曾试图从纯自然法则中寻求答案，认为即便在人死亡之后，血液仍为体内较为敏感的体液，在肉体腐败前，感性灵魂的贪念或复仇之念会驻留体内，这与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在灵魂消散前，很多东西通过视觉悄悄潜入人的元气，并驻留下来（272）。布鲁诺所谓“很多东西”是指通过人类视觉产生的情感。同时，凶手面对尸体时的负罪感令其惶惶不可终日，体温升高，导致其体内元气与体液混乱，借助蒸发和扩散作用影响尸体血液，使血液流出体外（Thorndike 241）。上述论断发表于1594年，早《阎妻之鉴》出版五年，其阐释与费奇诺的观点并无太大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利巴菲乌斯反对将“尸体出血”作为唯一证据草率判定罪犯生死，毕竟人命关天，他强调刑讯逼供获得旁证及凶手坦白非常必要，因为受害者亲友靠近尸体同样会引起“尸体出血”，这是一种“感应”（sympathy）现象。利巴菲乌斯的贡献在于，他否定了凶手与“尸体出血”存在唯一对应关系，在法理上令这一法庭物证失去了医学依据，迫使欧洲学术界和法律界人士不得不重新思考“尸体出血”的自然因素。

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尸体被推到凶手面前会重新出血，这是一种常见现象（usual observation）；有些学者称受害者无论是被勒死、溺死还是创伤性致死，当凶手靠近尸体时，尸体都会有“睁开眼”这类现象。培根对“睁开眼”这一观点不置可否，但是他认为这一现象“或许包含着‘神迹’，这是神的正义审判，他总能将凶手大白于天下”。培根似乎意识到，如果纯属“神迹”则无需论证，于是话锋一转：“如果说有自然因素的话，那一定是想象力。”（WorksⅤ146）然后戛然而止。这是培根在其遗作《木林集》（Sylva Sylvarum）中的观点。在当今社会，“神迹”与自然因素相互排斥、无法共存，但是该断言出自培根之口并不奇怪，因为相对于文艺复兴神学来说，自然哲学只不过是前者的婢女，“神迹”（Magnalia Dei）并不排除自然奇迹（magnolia naturæ）的可能（Farrington 52）。培根受宗教因素影响颇大，他将“尸体出血”首先归因于“神迹”并不出人预料，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与詹姆斯一世仅仅承认“神迹”相比，培根更关心自然因素。令人费解的是，培根认定想象力是导致“尸体出血”的自然因素后，既未点明到底是凶手的想象抑或是被害者的想象使然，又未进一步明确想象力如何导致“尸体出血”，突然就停顿不前，欲言又止。考虑到《木林集》前文曾说，“想象力和强烈的情感完全能左右想象者本人的躯体”（WorksⅤ120），此处所谓“一定是想象力”指受害者的可能性极大。不过我们仍需综合考虑培根欲言又止的历史语境，既然“尸体出血”源自想象力，魔鬼及借助隐秘力量的巫师可能干扰甚至赋能于想象力，那么“尸体出血”与魔法之间就可能存在间接联系。早在1605年的《论学术的推进》（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中，培根就与瑞士炼金术士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完成了切割，因为“这一学派和自以为是的自然魔法信徒，他们肆无忌惮地将想象力吹捧到‘神迹’信仰的高度”（105）。在1623年拉丁版《论学术的推进》中，培根再次重申了该论点（WorksⅡ350-51）。这种理论极易导致异端邪说。

伯顿（Robert Burton）不比培根的认识深刻，他仅将“尸体出血”这一现象类比于其他行为，例如视线模糊会引起他人同样的症状；某人打哈欠会引起连锁反应；某人小便可能引起别人尿意；用勺子刮餐盘或者用锉刀锉东西的声音令人极度不适；杀人之后，几个星期内将凶手带到尸体跟前，尸体会流血，其原因在于“想象可以用不同方式影响、驱使、支配甚至强力控制肉体”。伯顿的重点似乎也是指受害者的想象，也就是想象力由外界因素被动激发。换言之，受害者对凶手的恐惧和复仇会形成强烈的想象，最终驱使肉体流血。不过伯顿转而又说：“一方强烈的想象会驱动进而改变对方的元气。”（254）这里似乎又指凶手的想象，可能凶手的想象能够改变尸体存在的元气，进而使得“尸体出血”。

如果受害者的想象造成了“尸体出血”，那么死人是否存在想象力？也就是说，在文艺复兴语境下，学术界如何看待生与死的界限？比利时医师、化学家海尔蒙特（Jan Baptista van Helmont）曾于1621年出版《论创口的磁性治疗》（Magnetic Cure of Wounds），认为虽然死亡将血液封闭起来，灵魂此刻被迫过早地离开肉体，但当凶手靠近尸体时，血管中的血液就开始躁动并沸腾起来，由于怀有向敌人索命的意愿，强烈的愤怒之情令血液喷涌而出。人死之后血液仍留有特殊感知，知道凶手在场，隐隐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复仇之恨；血液有其奇特的想象力，基于此，并非亚伯，而是其无辜的鲜血在神性正义的耳边呐喊着复仇（66）。在文艺复兴医学中，死亡是生命的一个阶段，即灵魂离开肉体；肉体死亡之后一定阶段内，肉体各自独立的肌体组织仍具生命活力，并不代表整个肉体的结束。海尔蒙特所谓血液具有“特殊感知”是指血液虽然对触碰无感，但却具有一种“感应性知觉”（sympathetice sentit），即对远处或近处的刺激物具有应激反应能力（Pagel, Joan Baptista 120），这一感应性知觉同样被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所认可（Pagel, New Light 49）。这意味着即便灵魂离开肉体，体内血液依旧存在一定感应性知觉，对外部刺激能够做出本能反应；不仅如此，海尔蒙特固执地认为血液中存在着生命元气，甚至强烈反对放血疗法（Debus 42），故海尔蒙特的血液“特殊感知”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理查三世》中安妮夫人台词所言：凝结好的创口，又裂开了，伤口涌出了鲜血！ 

海尔蒙特受欧洲16世纪中后期磁性、感应现象大讨论的启发，将“尸体出血”与之联系起来，但是海尔蒙特将想象力扩大化，认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均“具有内在感知力，即情感、想象和自由选择的意象。内在感知力不仅存在于人、动物和植物，还存在于矿物、石头及任何依靠最低级方式运动的物质中”（Pagel, Paracelsus 186）。不难看出，海尔蒙特所指想象力实际上是指感知力，其泛化想象力的目的是支撑“运动绝对论”的世界观。他认为世界万物皆在运动，但是这一运动绝非自主产生，而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形成，而运动的动因在于其内在感知，也就是想象力。相比之下，海尔蒙特的儿子弗朗西斯（Franciscus Mercurius van Helmont）比较传统。弗朗西斯认为，元气外溢产生感应现象，如同两个热恋之人无需暗示便可知晓对方最隐私的想法；醋劲大发的妻子完全能揣摩到丈夫的心思，哪怕他再深藏不露，因此“尸体出血”也是基于这个原因（92）。

培根在强调“尸体出血”源自想象后便止步不前，此前在1605年和1623年，他分别用英语和拉丁文重复同一概念“强烈的想象力直接作用于他人躯体会导致魔法”（WorksⅡ350）。培根在《木林集》中论证了想象力对想象者本人的影响和对非生命体的影响之后，不愿过多论证第三种情况，即想象力对他人的影响。他以寥寥数语，认为这一现象很少，或者基本没有。培根所谓“基本没有”实属言不由衷。之前他曾告诫世人，宗教仪式会强化人的想象力，切不可滥用，也不要用于其他目的；想象力作为身体治疗手段，切勿贪念寻求神灵介入（WorksⅡ352）。相比之下，布鲁诺说得更加直白：想象力的作用是将感官获得的意象储存起来，然后对这些意象进行融合或拆解。这一过程要么是主动、有选择性地进行，如诗人、画家在创作中对意象进行有意识地融合；要么是外部因素强行介入，例如声音或者外形通过耳朵或眼睛激发想象；而另一外部因素是精灵、理性灵魂或者妖魔无需经过人体感觉器官，直接作用于人的想象（274）。这就不难理解培根为何强调切勿贪念寻求神灵介入，因为在“尸体出血”现象中，不能排除魔鬼干扰的因素［23］；由于“神迹”语境的制约，培根不愿对该语境做出矛盾的阐释。他强调想象力应该是一种物质力量，不太可能是无形的非物质能量（WorksⅤ142），能明确证明想象力作用于其他形体的例子相当罕见，拿巫术作为实验例子并不能证明其真实存在，那很可能只是魔鬼在捣鬼罢了；想象力既不能作用于很远的距离，也无法穿越一切中间媒介；想象力无法作用于所有客体，这种作用只能顺应媒介性质后波及一定距离，况且客体也要有可接受度。如果说对非在场客体有影响的话，那一定是人与人之间接力传递的。所以巫师原本无法通过想象力对非在场的人形成伤害，一定是先作用于附近人的元气，然后让他再作用于第二人的想象，依次接力下去。

布鲁诺认为，世间万物存在着相互影响，并以拉丁词语“捆绑”（vinculum）来说明这一普遍现象，魔法的精义就存在于“捆绑”当中（242）。布鲁诺超越其前辈德意志神秘主义学者阿格里帕，后者使用“束缚”（ligatio）定义魔法的功能，而布鲁诺将魔法置于世间万物相互依存、相互吸引这一大背景下考察。布鲁诺强调感觉与想象力密切捆绑，故魔法及医学需要特别关注想象力的运作机制，“想象力像一座大门或一条通道，是所有生物运动、激情以及情感的必经之路”（280）。不仅想象力与情感捆绑，通过想象力形体与形体之间同样相互捆绑，这一现象本质为魔法，而魔法师的重要使命则为有意识地去发现这种捆绑，并且充分利用捆绑所带来的力量。捆绑的前提条件是“执念”（fides），阿格里帕、布鲁诺和培根对此一脉相承，只不过培根使用了英文“信念”（belief）一词（WorksⅤ137, 138, 143），阿格里帕对“执念”曾做出过定义：“强烈的依赖感和坚定的信念。”（Agrippa 228；Bruno 280）最常见的例子是，某人生病卧床，医生隐退于幕后，不与病人直接接触，精心挑选病人最信任的仆人，将药由他转交主人服用，并告知仆人该药会在特定时间内医治好主人的顽疾。由于仆人与医生间存在信任，会激发仆人的元气，为其想象力打上成功医治的烙印；而仆人与病人之间前期存在信任，仆人的元气及想象力会感染主人，最终令病人完全康复（Walker, “Spirits”325；Bacon, WorksⅤ143-44）。布鲁诺引用了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名言来说明以上事实——最妙手回春的医生就是你最信任之人（282）。而在文艺复兴时期，这句话真正想表达的是，巫师成功治愈的病例远比最高明的医生多。在宗教仪式中也类似，由于信众与神甫间存在信任与执念，神甫的布道会充分利用想象力令信众达到疯狂的地步，越是无知的信众越疯狂。当然，这并不是说布鲁诺在抨击宗教就是魔法，而是强调想象力的强大力量（Couliano 94）。

回到“尸体出血”，将“执念”“信任”更换成另一种情感“仇恨”，即凶手对受害人的仇恨导致凶杀发生，而受害人临死前及尸体内驻留的仇恨又导致复仇“执念”，“仇恨”将两者捆绑起来，使得想象力扰动受害者体内的元气，最终导致“尸体出血”，这是培根想要表达的确切思想。由于其进程充满魔法意义上的捆绑，培根仅提及了事实，而不愿过多做出阐释。

“尸体出血”为偶发自然现象，其主体是“尸体”。然而，欧洲早期现代死亡观与现代医学、生物学的死亡定义存在差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中，人的肉体死亡并不等同于现代医学的脑死亡或者心脏停止跳动，因此“尸体出血”的主体不见得一定是“尸体”，也存在活体的可能。中世纪神学将这一现象认定为“神迹”，基本排除自然因素。人们相信神性正义贯穿社会生活，上帝会直接干预自己创造的世界，在世俗间展示“神迹”便是其具体体现，上帝为世俗社会揭露犯罪，惩罚凶手，使信众有信心认为正义终将得到伸张。13世纪前后，少数学者试图用体液说阐释该现象发生的自然原因，但远未达到撼动神性正义的程度。在这一进程中，对古典权威的扬弃体现出学术界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当英格兰医生阿迪发表自己观点时，詹姆斯一世去世仅有三十年，但他不惧政治、宗教领袖的权威，公开其行医经验。16世纪前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迅猛，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谋杀等极端暴力案件增加，法律实践普遍采用“尸体出血”作为法庭物证，这不仅能够快速认定凶手，将其绳之以法，而且使庭审过程显得经济而高效。目前没有文字证据证明，“尸体出血”这一现象曾在历史上以成文法条款载入过法律文件，不过法兰西宪政学者博丹曾描述说，无论是民法还是教会法专家都认同这一证据，诸多凶手就是这样被辨认出来，他认为柏拉图所谓“被害者的灵魂时常追索凶犯”是公认的法理依据（Bodin 209）。为此，英国诗人德雷顿（Michael Drayton）在一首十四行诗的前八行中感叹道：

坦途上的“经验”常是不学无术之人的向导，

经验常有些敦实的信徒，向世人清晰地展示

有时学者也无法解释的事件，

甚至智慧的“理性”也无法一锤定音地判断：

在审判某位杀人凶手时，

倘若这位大逆不道的始作俑者

碰巧被带到尸体附近，

经常被证明，毫无气息的尸体会流出鲜血。［24］

德雷顿的诗句极具时代精神，其前辈乔叟（Geoffrey Chaucer）曾表达经验与一元论神启知识之间的尖锐对立，“经验在这世上虽算不上什么权威，但作为谈论我婚姻烦恼的根据却足够了”（Benson 105）。乔叟笔下的“权威”兼指《圣经》及经院主义哲学，而经验是通过感官观察而获得的直接知识［25］，这反映出在14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虽然尚未完全取代经院主义哲学，却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300年后，欧洲自然史记载了大量经验，这一切有待自然哲学做出进一步阐释。这时的人们发现经验知识固然重要，但是经验仅能到达相对目标，永远无法触及绝对真理，相对性在本质上排斥精确无误；某种意义上，所有经验知识永远只是一种可能、尝试或者预设，注定要被一种更准确的方式替代（Cassirer 23），经验之下的“尸体出血”现象也不例外；德雷顿时代，仅仅依靠经验堆积各类现象已无法满足科学发展，经验只能成为“不学无术之人的向导”；自然史累积并记载的观察、经验，无论经院主义“学者”，抑或“理性”，这二者均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自然科学这时再次出现转向，从依赖于观察与经验转向重新认识实验的意义。这时的实验从制造轰动效应的活动中走出来，被定义为经过精心设计并且必须可重复的机械性实验，成为用于验证理论的必要手段。这种实验虽然尚未完全具备现代意义，但却越来越依赖于量化，并且以数学作为工具。

“尸体出血”从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到成为医学实践和心理学阐释中的因素，同样经历了上述过程。特别是17世纪，受“万物有灵论”影响，学界从人体自身与相互关联中寻求解决之道，强调必然与或然性原则。于是，“尸体出血”的“动力因”逐渐从上帝的存在转化为自然的内在规律，而以培根为代表的唯物论学者逐渐在这场讨论中凸显出来。由于不具可重复性和唯一对应性，“尸体出血”最后被科学不断证伪，并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在这一进程中，学界使用类比方式研究“尸体出血”，由于涉及心灵及心理学领域，也延伸到心理学的其他方面。布鲁诺在魔法关于“捆绑”的部分谈及，“愚蠢之人更容易被精明的溜须拍马之辈捆绑，而非真正的朋友”；“捆绑大众要比捆绑个人容易得多”［26］。这些内容由于与近代大众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相关，为后世大众心理学研究者如勒庞（Gustave Le Bon）、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人提供了大量思考与发展理论的素材和基础观念（Couliano 90）。受历史条件制约，“尸体出血”这一现象跨越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现代语境下这些关系仍需不断探索，其中就包括生物磁场及生物电流。在二元对立的前提下，物质如何转化为意识仍然是我们与古人共同面对的哲学难题。

注释和引用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