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治·桑德斯《林肯在中阴界》中的语言疗伤

奚   茜

乔治·桑德斯

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因其首部长篇小说《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 in the Bardo）荣膺2017年布克奖。布克奖评委会主席洛拉·杨（Lola Young）对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称其独特性在于“既根植于历史的深度，又跳脱出历史的框架，探寻了共情的意义和经验”（Moseley 146）。国外学界认为该作品实验性很强，是一部关于生命之后“死亡呈现”（Seed 122）的小说，承载了“精神与道德”（Saunders and Begley 100）的厚重。国内相关研究不多，主要聚焦小说的后现代叙事特征和人文主义再现。董雯婷曾指出，桑德斯运用了“荒诞变形和幽默嘲讽的手法”来展现“历史的不可知性”，同时在创伤叙事中表现出“人文主义精神”（《后创伤时期》  30）。

桑德斯“成长在有天主教信仰的家庭，后来开始关注佛教”（Seed 121）。他在《林肯在中阴界》中借用了佛教中阴教法的概念。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小说像一次冥想，也像一种表达方式。”（Saunders and James 64）桑德斯将小说比作冥想，这显然受了佛教灵修的启发。他所提到的“表达方式”是他创作短篇小说的惯用技法：摹仿“日常”环境的设定，却刻意制造反认知的事件（Bradley 6）。他在创作《林肯在中阴界》时也沿用了此技法。小说讲述了时任美国总统林肯痛失爱子威利（Willie Lincoln）［1］后的故事。年仅11岁的爱子因伤寒不治死亡，父亲夜晚前往墓地抱起儿子的尸体，周围徘徊于中阴界的鬼魂围绕父子展开讨论，同时诉说自己的故事。小说由众多鬼魂的独白构成，其形式更像规模宏大的话剧，主要通过沃尔曼（hans vollman，原文中三人名字做了小写处理）、贝文斯（roger bevins iii）和汤姆斯神父（the reverend everly thomas）三个人物的对话来描摹现实中的美国。这部作品将众多鬼魂作为宏观的叙事背景，借用个体死亡经验的建构展现微观故事，从而“重建现实主义对人的关注”（董雯婷，《论〈林肯在中阴界〉》 21）。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所设置的时间正处于美国内战的第二年，虽然联军在当时取得了一场要塞战役的胜利，但战死人数过千，舆论的声讨此起彼伏。面临丧子之痛和血腥战役的双重折磨，总统林肯站在了迷茫的十字路口。小说抓住的正是这一非常时刻，为深度刻画林肯的内心世界而创造出一个想象空间。因此，读者看到了林肯在橡树山公墓独自向小威利遗体倾诉内心感受的感人一幕。桑德斯对历史与现实的重塑暗含作者自身对时代的敏感。

除了抓住林肯与爱子的温情瞬间，桑德斯在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写作中“努力追寻林肯的思想，他［林肯］是怎样在痛失爱子和管理国家之间做出平衡的”（Baskin 38），同时穿插一些历史资料。这些历史多少带些现实性，这与小说的历史书写不谋而合。桑德斯运用这些历史材料和“死亡叙事”再现“美国历史”（董雯婷，《论〈林肯在中阴界〉》 21）。桑德斯一方面通过历史书写呈现出政治指涉，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情感的刻画也十分细腻。那么，在呈现历史之余，桑德斯为何要刻画普通人的情感？其意欲何为？小说中频繁的戏剧式“对话”又彰显了何种情感表达？

就此，本文认为，桑德斯勾勒的世界是以“对话”作为形式实验展开的疗伤，以期唤起一种共通的情感，这与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创伤复原理论和南希（Jean-Luc Nancy）倡导的“绽放（外向）意识”的“共通性”（commonality）相契合。赫尔曼提出的语言疗伤最初用于临床医学，随后逐步被引入文学领域中的创伤研究。有学者质疑这种疗伤策略，认为文学语言仅可见证创伤而无法触及疗伤；以赫尔曼为代表的学者则将言说看作一种抒泄方式，认为安全叙事可为疗伤提供通道（Ong 15）。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 （Trauma and Recovery）中指出，语言不仅是表达创伤的媒介，更是重塑身份和恢复能动性的关键要素。具体而言，语言疗伤就是通过安全关系中的语言叙事，将碎片化的创伤记忆转化为连贯的个人历史，从而实现心理整合与社会归属感的重建。一方面，小说中独特的对白形式不失为一种语言疗伤策略，使形式实验与真情实感交织；另一方面，“共通性”是对“内在自我意识的中断”（Nancy 12），它打破二元对立，向他者开放。换言之，桑德斯意欲通过语言实验寄托人物的悲痛情绪，通过疗伤之旅探索小说呈现的“共通性”，通过鬼魂（他者）的语言叙事重现美国历史，借助奇特的想象空间描绘宏大的历史共同体，以个人叙事映射国家历史叙事，最终回归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一、徘徊于中阴界：安全屏障的建构

小说题目中的“中阴界”（Bardo）［2］源于佛教用语，表示“死亡和再生之间的中间状态”（索甲仁波切 119）。桑德斯将中阴界“描绘成这样一种美国式生活：美国人有着不修边幅、不引人瞩目的特点，甚至还有些疯狂的丰富经历，却也有引人共鸣的正直面”（Wilhelmus 336）。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美国式书写勾勒出作家这代人所熟悉的“不修边幅”的生活场景，以日常语言取代历史的宏大叙事，为读者的接受提供了安全屏障。诚然，在小说建构的中阴界，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林肯父子的行动轨迹：小威利默默等待父母，期盼自己能跳出“病匣子”（棺材）；林肯总统一边怀抱爱子深陷思念，一边陷入对内战伤亡士兵的悼念。人物的对话与故事在中阴界这样的中间态环境中建构起一道屏障，由此引发的死亡与情感处于创伤与复原间的动态关系中。赫尔曼认为：“创伤事件粉碎了人与社群之间的联结感，导致信仰危机。”（55）这种危机容易使人的意识或状态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某些生理上的病症，如双重意识［3］。各种意识性病症使人本能地启动防御机制，一方面，人在这样的机制下处于正常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人在机制之外压抑着创伤，将其转化为某种符号（如特定的动作、话语等）。“创伤记忆以意象和身体感官为主，且具有难以言说的特性”（12），这意味着启动疗伤机制需要从意象或身体感官入手，对身体进行掌控（155），才能为人性的安全屏障提供前提条件。

人性的安全屏障既包含建立外界环境，又涉及掌控自我的身体。首先，安全环境在小说中依托中阴界这一特殊场域建立，中阴界既为人们提供了“全景式生命回顾”（索甲仁波切 112），又促使人获得一种“超自然的机动性和清晰的觉察力”（362）。具体来说，人处于中阴界时很容易蹚进一条记忆长河，细数一生来来往往之经历，同时也会跳出自我的角色来反观自身经历。其次，自我身体的反应是心理机制对外部环境最为直接的体现。在桑德斯笔下，处于中阴界的鬼魂依然保持着人的生理特性，具有对自我概念的认知，同时又超越了人的感官，身体与灵魂的分离使人的主观掌控变为客观审视，创造了一个可与自己对话的机会。

创伤-复原的机制旨在使人在多重意识危机下重组感情内核，回归生命本真的温情。实际上，中阴界的众多鬼魂刚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在观察到一系列怪异事件（如穿墙等）后，他们在犹疑中开始关注自身的变化，最后明白自己不是“生病”，而是死亡，需要跨过中阴界进入光明界［4］来解脱自我。这个解脱的过程也是创伤得以复原的标志，是动态建构与重构的过程。“复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创伤患者的安全感”，创伤患者需要“从专注对身体的掌控开始，再逐渐向外扩展到对环境的掌控”（Herman 155-60）。小说中的人物是怎样实现“对环境的掌控”的呢？这里不得不提及这部小说形式上的实验性质。

《林肯在中阴界》的形式具有极强的实验性。在整部小说中，人物间的对话占了很大篇幅，信件、历史书籍等穿插其中。历史记录的部分真实与虚构共存，对话的形式类似戏剧的对白，人物在交锋中穿插有身体动作、情感抒发、叙述角度转换等，这都给读者设置了一定的阅读障碍［5］。看似反传统的形式实则深藏着情感内核。例如，中阴界的病匣子就是棺材，中阴界的人们却认为病匣子“疗效甚佳”（Saunders 5）。桑德斯在小说中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把死亡的毁灭转变为新生的希望。这种形式的颠覆寄托了小说人物，甚至桑德斯本人对死亡之后中阴状态的一种期望。此外，严肃的历史材料记录也隐含着温情的一面。例如，“每一个国家、民族，不分阶级、年龄［……］彩虹均照进我们的生活，唤醒多重的声音”（11）。桑德斯在历史记录中加入了颇具情感色彩的描述，这看似颠覆了传统历史文献的严肃性，实则反映了作者的语言策略：用平实的语言侧面描述宏大的内战历史，用稀松平常且带有些幽默意味的对话展示人物内心的创伤与渴望。小说形式的创新和作者情感的渗透为文本创造了一个外围的“中阴界”，模拟戏剧的对话与历史记录的模式，在细腻的情感与严肃的历史之间徘徊。诚然，中阴本身的含义远比桑德斯描述的要复杂，特别是从“觉悟的角度”看（索甲仁波切 119），中阴代表的是死亡的另一面，侧重人心智意识的感悟，“心的本性”（54）最易在中阴状态显露。可见，小说中阴界中包罗万象的平实对话背后隐藏着人的本性。

中阴界这一新建立的秩序承载着桑德斯意欲言说之词，小说人物也借这一特殊语境建立了自我屏障。小威利出场时说道：“我在等待。”（Saunders 30）林肯总统在公墓抱起小威利的遗体时，小威利听见了父亲深情的告白：“我们互相深爱着彼此，亲爱的威利，但是现在，迫于某些原因，我们没有互相理解彼此的机会了，我们之间的纽带断了。但是我们之间的纽带是永远不会断裂的。”（Saunders 61）中阴界为阴阳相隔的父子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双方无法真实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但彼此却为温情联结，无法弥合的裂缝被暂时“悬置”。林肯总统在离开时说道：“亲爱的孩子［……］我会再来的。这是我的承诺。”（62）然而，父亲此时无法听到小威利的回应，中阴界的鬼魂能听到来自外界的声音，却无法将中阴界的声音传到人间。后来，小威利坚持等待父亲的再次到来，他说：“我爸爸就在这里，他承诺过会回来的［……］我得等他。”（119）双向的沟通模式转化为单向的情感表达，在交流被阻断的情况下，小威利与林肯分别为自己的情感筑起一道屏障。贝文斯描述了父子俩相见时的情境：“男孩穿过了这个男人的身体，而这个男人抽泣着，仍向白石屋走去。”（44）桑德斯借贝文斯之口平实地讲故事，实则拉开了小说人物与读者的情感距离，发挥“创伤性移情作用”（traumatic transference；Herman 136）。“当面对死亡恐怖时，对无助处境展现的愤怒”，也同时“转移”至其他对象（138）。在小说所列的信件中，“林肯夫妇的那种恐惧和惊愕与所有爱孩子的普通父母一样”（Saunders 16），面对爱子的死亡，林肯夫妇表现出一种虚假的淡定，这种淡定背后其实是无助的痛苦，他们将个人情感变为自我防御的一种“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Herman 139）。小说写道，林肯总统将盖在孩子脸上的布掀开，“长久地凝视着，深情而又严肃地低语着”（Saunders 49）。父亲对儿子的“凝视”饱含着深情，这种情感由意识转至身体感受，由身体产生一种情感投射。小说为投射设置了一条具体路径——中阴界。在中阴界的小威利进入林肯总统的身体，后者接着开始抽泣，仿佛感受到什么，调整了自己的状态（59）。桑德斯设计的超自然情节使父子的灵魂相遇，打破了原本的身体边界。

当中阴界众鬼魂进入凡人身体感受现世时，这些鬼魂觉得自己似乎没有死亡，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还在延续。特别是小说开篇，已故并来到中阴界的众鬼魂觉得自己不过是病了，住进了病匣子，活着的人不过是“完全康复”而已（5）。这里中阴界的众鬼魂在意识上是连续的，与佛教中“心的连续”（索甲仁波切 103）相一致，后者缘起自轮回，认为保持意识的连续符合普遍的因缘法则。“让生命和生命之间相联系的，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最微细层面的意识”（104）。这个“最微细层面的意识”在桑德斯的笔下体现为意识的融合。无论是因病早逝的总统爱子小威利，还是内战中阵亡的众多士兵，他们跟生前一样都保持着一种向上的意识。从意识来说，他们保持着一种连贯、永恒的状态。在众鬼魂纷纷议论新来的小孩（威利）时，小说穿插了夜景的描述：“那天晚上的满月呈现黄红色，好像反射着人间的火光。”（Saunders 19）“满月”与“火光”，二者与常识中死亡的冰冷意象相悖。“满月”是明亮皎洁的，虽然中阴界甚是黑暗，但是此处的“满”却含有明亮之意。“火”在中阴界一般代表着烈焰，象征地狱的拷刑，而此处却象征着“人间的火光”，带来了暖意和希望。作者所用的意象，在人间和中阴界有着不同的象征内涵。作者也正是抓住“满月”与“火光”意象所隐含的矛盾，突出夹缝中的光明与希望。“满月”与“火光”既带有自身含义的矛盾性，又包含人间、地狱等多个场域更深层的指涉，与“共通性”所辐射的历史意义相契合。回到《林肯在中阴界》，这个带着些许希望的夜晚出现在小威利现身之后。由此可见，小威利的出场化解了死亡本身的恐惧，隐性建构了安全屏障。这一安全屏障并非历史宏大叙事的直接结果，而是用小威利的出场来解构战争叙事，辅以“满月”和“火光”，为中阴界的鬼魂建立起内心的屏障。

 二、与死亡和解：故事内核的重构 

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时期，小说为了唤起读者的历史意识，采用移情叙事，从个人情感层面关注小说中的“鬼魂”，进而拓展至整个人类群体的交互移情。如果说“移情作用”是建构心理安全屏障的一个前提，那么“交互移情作用”（traumatic countertransference；Herman 140）［6］是进入情感内核的一个必经阶段。交互移情的特点是“情感反应有着几乎客观的均一性”（141）。移情关注个人情感的变化，交互移情则将关注范围扩至人类共同命运，更加关注“客观的”大事件。小威利重病之时，“战场上的士兵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其伤亡人数远远超出预期”（Saunders 152）。在这场“血战”中，“八十五分之七的幸存率”（152）让林肯总统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交互移情主要来自重大事件的影响，小说穿插记叙的内战之事对林肯总统，甚至读者有着交互移情的影响。“尸体一个一个堆叠起来”，“一些士兵在临死前仍然紧握着枪［……］一些死去的人脸上仍挂着祥和、平静的微笑”，“一个死去的小伙子眼睛睁着，还在看着自己身上的伤口”，“也有直接断了一条腿的”，或者“你看到‘半个人’”（152-54）。血淋淋的战场描写与中阴界众鬼魂的温情交谈形成对比。人物的心理因移情作用打破生死边界，建立起安全屏障，“失去的东西都已抛在身后”（Baudrillard 121），而交互移情作用将赤裸裸的现实展示出来，处于中阴界的众鬼魂不得不重新思考死亡，盼着前往光明界得到解脱。

小说没有直接谈及死亡这一母题，而是通过设定中阴界这一特殊背景淡化死亡引发的恐惧，穿插一些历史记录间接喻指死亡的残酷。除此之外，桑德斯还从人物塑造、语言形式着手对死亡这一隐藏母题做了特别的设计。从标题来看，小说意欲描写在中阴界的林肯父子，我们细读文本后却发现小说中大量篇幅都是依托三个鬼魂的独白或对话展开的，涉及的内容、人物较为庞杂。沃尔曼、贝文斯、汤姆斯神父三人是小说中的“元人物”［7］，担任着旁观者和评论者的角色，具有能动的自我意识。元人物的叙事框架内又嵌套着林肯父子的叙述，这种框架形式隐含着生与死的界限。文中多处描写鬼魂通过附身林肯总统，实现生与死的沟通，并用斜体来强调这一特殊时刻。另外，小说将众鬼魂名字的首字母做了小写处理，在形式上含混了生与死的边界。小威利出场时，众鬼魂惊叹新来的鬼魂年龄小，不知中阴界之事。读者会发现，此时小威利的话语没有使用标点符号，甚至还有一些拼写错误。一方面，桑德斯为了精准刻画小威利这一人物，在形式上做了相应处理；另一方面，小威利无标点符号的话语也代表着一种中间状态，即卸下生命的最后负担，步向中阴界。

元人物的动态模式与语言形式的中间态都与生死边界中的流动状态相契合，与死亡进行和解。一方面，他者的言说拉开了人物之间的情感距离，缓和了直面死亡的悲痛；另一方面，具有仪式感的崇高给予死亡一种神秘或希望。这种希望或许是对生命的“重建工作”，具体来说，这可以是“讲故事的行动”（Herman 175）。关于创伤与死亡本身的叙述是“反复琐碎、陈规老套，且不具情感的”，这种本真的叙述将创伤与死亡转化为记忆的重建，为生命的重建作铺垫，而未能被化解的创伤记忆被赫尔曼称为“前叙述式”（prenarrative；175）。前叙述式之所以难以化解创伤记忆，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叙事“不泄露叙述者的情感”和“叙述者对创伤事件的认知”（175）。由此可见，“前叙述式”是纯粹的在场描述，让故事展示其自身。具体来说，故事通过多种描写方式来展露埋藏的线索。例如，“总统刚忙完国家事务，踱回房间，掩面为可怜的爱子哭泣”（Saunders 284），“那个男孩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瞪得很大。——罗杰·贝文斯”（290）。从历史材料的记录到贝文斯的独白，叙事角度频频转换，碎片化的信息散落在各个章节，看似散漫的情节安排由一个故事内核所统摄，断裂式故事的呈现方式一方面展示着形式实验的创新，另一方面映照着时间的无序。

中阴界的时间在小说中总是跳跃的，有一种“永无止境的特质”（Herman 195）。无论是中阴界的对话描写，还是历史文献的罗列，文本似乎忽略了时间。然而，“永无止境的”时间又确实存在于小说中，没有被直接提及的时间隐藏在人物出场时的只言片语和时而穿插的环境描写中。例如，“那晚过得很慢；天亮了，威利的情况更严重了”（Saunders 21）。时间由于人物“沉浸”（Herman 195）在某种情绪中而消散，小说采用的日常与情感记叙和严肃的历史文本有着明显差异。面对日常叙事下的重大历史事件，宏大的历史时间在文本中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日常时间。小说主要涉及小人物的日常，他们既亲身经历了历史，又是历史的叙述者。沃尔曼和贝文斯在经历过荒诞的前世后来到中阴界。沃尔曼娶了比自己小28岁的妻子，却在新婚当夜被房梁砸死。贝文斯是同性恋，他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而决定自杀；他在割腕那一刻后悔，却因无人发现而流血身亡。在同样的平行时间里，历史文件记录着“堆积如山的战士尸体”（Saunders 232）。主人公荒诞的经历与战时的历史交织出现，日常叙事与历史叙事并存。由此，桑德斯通过元人物将历史尘封在“冻结僵化的时间里”（Herman 195），将个体故事的荒诞与历史事件的严肃相融合。作家无法直接捕捉林肯父子的内心，于是安排元人物出场来捕捉历史的蛛丝马迹。个人的碎片叙事使小说褪去了历史的神秘感，表面“冻结僵化”的时间实则表达了桑德斯对死亡时间的平常心态。时间边界的模糊，也意味着将死亡看作生命的一种连续的状态。一方面，在死亡叙事中，时间本应作为生与死的界限，然而，这部小说中生与死模糊的界限却使鬼魂叙事更有温情；另一方面，戏剧式对话的设定弱化了战争故事的创伤，个体故事的荒诞与温情，看似与宏观的历史叙事无关，“讲故事”的行为事实上恰好使个人与历史产生联结，达到全人类意义上的共通性。

 三、回归温情时刻：生命共通性的确立 

如果说安全屏障的建立是本能机制的反应，重构故事的过程是直面生死的调和剂，那么，回归人本真的温情时刻便是超越死亡的仪式。正如邓恩（John Donne）的诗句所说，“谁都不是一座孤岛”，个人处于群体的氛围中便会有一种真实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源自被需要感，显示出“社会联系的恢复”（Herman 215）。个人只有在群体里才能体验到“更直接、更有力或更具说服力的经历”。因此，回归群体体验才能获得生命的“普遍性”（215）。在小说里，中阴界众鬼魂与世间众生进行沟通以完成最后的告别，同时，他们彼此诉说着生前的见闻，进行“高度结构化、正式化和仪式化的镜像作业”（231）。中阴界建立起一个具有共同情感内核的共同体，通过语言建构起具有仪式感的崇高，以获得一种“共通性的经验”（231）。这种经验打破了人与鬼的界限。

处于中阴界的群体有着特殊的情感状态。一方面，他们对人间生活抱有不舍之情，延续生前的情感历程；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开始接受“死亡”，并以自我特有的方式展现出一种仪式感。“威利在快要去世之前让医生把他存的六美元捐给慈善机构”（Saunders 53），这一小小的举动表明了小威利的爱心。那“六美元”以另一种形态延续着小威利的生命，这是小威利走向中阴界的特殊时刻。小说中平实的细节记录将神圣时刻日常化，给读者以感动的瞬间。林肯总统因小威利的病逝而感到十分悲痛，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值得一提的是，林肯寄予小威利以“最深厚的希望”，声称小威利是“他的一面小镜子”（49-50）。由此可见，林肯对小威利有着深厚且复杂的情感寄托。葬礼结束后，林肯又返回墓园，抱起棺材中的小威利，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一幕是小说的高潮，呼应了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的作品《圣母怜子》（Pieta）［8］。

在仪式设定的基础上，桑德斯意欲将林肯父子的这一幕定格为永恒的瞬间。他赋予林肯总统言说情感的力量；而小威利抱头蜷缩，利用自己在中阴界的特异功能进入了林肯总统的肉体。由此，父子间实现了生死相隔的对话，进行了有效的互动（interact/interaction）。这种超越生死的互动可以称作“适应性螺旋”（adaptive spiral；Herman 216），一方面强调彼此的互动，另一方面指多种互动间的不同层次。其中，不同层次的互动呈现互为“螺旋”的关系，即多重关系的交织和影响，中阴界的存在为这一互动的展开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互动一词强调“行动”（act），同时表示“在……之间”（Partridge 1610），暗指行动的多层次与相互性。这里的互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父子间的温情对话，第二层是灵魂与肉体的背离与融合，第三层是作者与读者的隐性对抗。如果说第一层的互动属于身体层面，那么第二层的互动便属于意识层面。小威利竭尽全力与林肯团聚，不放过一丝机会，甚至“穿过横梁落地，紧紧挨着他的父亲”（Saunders 203）。林肯曾说：“威利走了，但又好像还在我身边一样。”（294）沃尔曼附身林肯的时候，林肯也曾想道：“我需要看着威利，于我内心深处再看看我的孩子。”（246）这些超现实的场景因真挚的情感而变得真实。真实的情感却又受到现实的挑战，因为小威利一直处在中阴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他需要及时进入光明界。于是，众鬼魂劝说小威利尽早离开，但小威利执着地想再见父亲一面。此时，“互动”一词在小说里反复出现。例如，“小男孩和父亲必须进行互动。——汉斯·沃尔曼”，“他们的互动才能扭转小男孩的想法；他父亲了解情况后可以劝说他离开。——罗杰·贝文斯”（225）。这里穿插着众鬼魂对小威利的关心，体现出众多小人物对林肯父子更为广博的情感。中阴界的博爱实际体现着民众之间的温情。除此之外，“这位总统还要返回岗位为国家工作”（284），这都体现出林肯的家国情怀。中阴界的孤魂大多数时候处于一种无聊的重复和未知的迷茫中，“事实上，我们很无聊，如此无聊，永无止境地处于无聊状态”（124）。这样的“重复性”和“单调性”代表着一种无尽的轮回，脱离肉体的灵魂处于飘荡的状态，一时之间无法找到归宿，如同飘散的种子无法落地。当众鬼魂附身活人，听到了他们内心的声音时，这些鬼魂便获得了感悟。这一过程带有崇高的意味，含有“欣喜的恐惧”，吸引力和对抗性共存（Burke 115）。“命运”（Saunders 270）为生命的归宿点亮了前行的路，中阴界众鬼魂“在夜里骑行，经过同胞沉睡的房屋”（343）。在小说结尾处，中阴界的众鬼魂都行进在去往光明界的路上，他们在棺木边目送自己的亲人，与自己留在人间的肉体和尘世的万物进行仪式性告别。在意识层面，“知觉、记忆、身体与思想之联结”（240）完成了灵与肉互动的终极仪式，温情在这一仪式中显露。跳出文本，第三层的互动便是作者与读者的交锋。桑德斯的这部小说在形式上为读者设置障碍，叙事角度变换频繁，历史材料穿插其间，读者很难一下子读懂文本，必须不时停顿以寻找文本中埋藏的线索。例如，小威利对怪物形象的描述——“身体如饺子的形状”，“多眼男人”（27-29）等，这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然而，当这些描述初次出现在文本中时，读者无法把握其所描述的具体对象，必须揣摩前后的对话来判断各人物的出场顺序。

桑德斯笔下的人物不仅呈现了积极的互动，也通过创伤-复原机制呈现了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对抗张力。他们彼此通过互动的形式完成生命的告别仪式。小说结尾还特别提及众鬼魂目睹林肯总统的离开，如“我们所有人都看着林肯总统经过。——汉斯·沃尔曼”“然后他走到门外，消失在黑夜。——罗杰·贝文斯”（309）。这一告别仪式意味着死亡磨难的结束，意味着安全屏障的建构与故事内核的重构，意味着生命之间已经达到一种互相理解、相通的状态，即生命共通性的确立。“共通性，一言以蔽之，就是普通的意思。”（Herman 235-36）无论是人物，还是作者、读者，具体到作品中，文本应有“思想交流的感觉”（236）。语言与死亡在生命的共通性中回归介于冷热之间的温情时刻。语言的形式实验（即语言疗伤）在中阴界实现了生死跨越，而死亡的标签在联结情感的过程中被隐匿。“人是属于社会的，担任着一个公共的角色，是宇宙的一部分”（Herman 236），无论是语言还是死亡，都无法改变这一群体属性。

死亡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终点，而个体生命在某个特定的世界（如中阴界）仍然“存在”（remain；维特根斯坦 160）。中阴界与现实世界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存在逻辑，但仍有某种程度的相通。联结不同世界的并非死亡本身，而是一种自我与他者向彼此敞开的状态，即生命的共通性。“想象的情感与联结［……］是一种新的觉醒的方式”（Anderson 203）。无论是徘徊于中阴界的众鬼魂在死亡之初急于通过记忆重构故事，仪式般地抵抗死亡，还是人世间的林肯总统仪式般地进入中阴界，故事最终围绕林肯父子最后的告别，流露了双方和两界埋藏于最深处的情感。

本文在语言疗伤的框架下观照桑德斯的《林肯在中阴界》，探讨小说中众人物的心灵疗伤之旅，最终回到人类情感的共通性问题。小说文本自身处在死亡与温情交错的位置，既包含了关于死亡的哲学，又涵盖了讨论温情的母题。林肯父子的疗伤过程经历了安全屏障的建立、故事内核的重构，以及生命共通性的确立。这一旅程是依靠语言文字的疗伤策略实现的。戏剧式对白展现了人物的内心想法，徘徊于中阴界的鬼魂在全景式回顾中得以感悟生命的意义，反观国家的灾难岁月和神圣时刻。故事本身有着框架式嵌套，以元人物作为联结枢纽，以及将交互移情当作历史记录。小说由此使中阴界的众鬼魂最终得以感悟，与死亡和解。语言疗伤（小写、斜体、无标点等形式实验）最终回归人类共同的温情时刻，实现人物、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联结，确立一种具有疗伤效果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带有一种崇高的意义，读者可以在小说的虚构中捕捉真挚的人类情感，并使之变得永恒且神圣。

注释［Notes］

［1］作家将《林肯在中阴界》中鬼魂的名字处理为小写，以此种形式表示一种人物已经死亡却依然有意识的状态。

［2］桑德斯借用了佛教的“中阴界”概念。虽然作者本人正在修行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但是笔者以为，桑德斯对此概念的运用与“中阴界”实际的宗教内涵还是有所差异。作家意在借此说明一种人死亡后仍有意识的状态，用中阴界众鬼魂的游荡经历显示出他笔下的真情实感。

［3］这里的双重意识是指生理和心理层面的意识，而非社会学意义上的意识。这种病症来源于歇斯底里症。人在无法控制自我的情况下，倾向于“采用恐怖的方式摧毁自我以及摧毁囚禁人的语言”，于是“双重意识”的病症开始映射到身体和语言上（Diane 265）。

［4］光明界是中阴界的下一阶段，人进入光明界后就不再有前世的记忆。

［5］这里的阅读障碍主要来自文本的对话对象转换过于频繁，读者很难在第一遍阅读时把握故事情节。另外，在作家设计的对白中又以非线性的方式插入了历史材料，包括学者对林肯总统的研究材料。读者进入一定的叙事语境后，会对文本内容的发展有一定的预期，而“当透视生活的某一角度被证明不恰当时，读者倾向于怀疑该视角赖以建立起来的全部成规性的假定”。阅读这部小说时，读者通常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视角，会在阅读中反复质疑小说，停顿下来思考，难以流畅地推进。反复阅读才能让读者更好地把握桑德斯设计的小说情境（马丁 204）。

［6］ 这里将“traumatic countertransference”译作“交互移情作用”，而非“反向移情作用”。虽然“counter”常用释义是指“相反的”，但这里的“counter”是“对应、交互”之意。因为这里的移情已经由个人情感拓展到人类共同命运，受人间重大事件的影响，故本文认为该词于此译为“交互移情”更为合适（Partridge 650）。

［7］笔者所提及“元人物”的说法类似于“元叙述”“元小说”。“元叙述”表示“叙事中的叙事”，属于故事与故事之间的关系，与叙述、虚构本身无关。“元小说”一词来源于加斯（William H. Gass）的《小说和生活图案》。加斯把“将小说形式当作素材的小说称为元小说”，实际上，“元小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强调作者和文本形成的对话。“元小说的作者在创造艺术形象世界的同时建立了一个抽象的批评世界。”这里的“元人物”沿用这一功能，即作家对传统的人物塑造进行重新审视后，尝试一种人物塑造之外的评述功能，但又不跳出立体的人物塑造的范畴（Genette 228；Gass 25；江宁康 7）。

［8］《圣母怜子》，又名《哀悼基督》，是米开朗琪罗应法国红衣主教之邀创作的雕塑作品。故事题材源于《圣经》，描绘了圣母玛利亚怀抱着被钉死的基督悲痛万分的情形。基督躺在圣母双膝间，肋骨上有一道伤痕，头向后垂，右臂搭在圣母右膝上，圣母左手向后伸开，右手托着基督。林肯从棺材中抱起小威利的场景与此画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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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2025年第2期，第107-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