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探讨中国国际关系自主性知识体系构建：关于道义现实主义的再思考
发布时间: 2026-06-07 15:24
来源：《国际观察》2025年第6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5年7月5日，“《道义现实主义:争论与批判》新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由任晓教授主持，阎学通教授等十余位学者出席。重点讨论了道义现实主义及其视野下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构建。以下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阎学通教授发言。
政治领导力至关重要
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分析层次应该在哪个层次上。制度主义影响深远，其理论建立在国家和体系分析层次。从现实角度观察，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国际制度起作用主要是因为决策者们想让这个制度起作用。我们研究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逐步演变成基于领导人个人交易的秩序。这也许是历史的常态。二战以来的许多制度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并不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情况。历史上许多国际秩序都是建立在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的。人在国际关系中永远起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制度作为体系或国家层次的变量都无法解释当前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因此，建立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得回答，是在体系层次还是个人层次寻找自变量？近年来的国际关系现实让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领导力（international leadership）的作用。领导者决定了制度是否有用以及能不能发挥作用。所有国家行为、国家决策大都是领导者们决定的或推动的，因此要回归到研究领导者本身。遗憾的是，现在国内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层次的讨论还是凤毛麟角。甚至有人认为，“不能解释现实的理论才是最高明的”。我认为，凡是不能解释客观现实的理论都是缺陷极大的理论。之所以我在文中先讨论从哪个层次构建理论，就是为了使构建的理论能解释客观现实。如果构建的理论不能解释现实，那么建构理论的意义在哪里呢？理论研究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目的和功能。第二，理论应当能够解释行为的失败或倒退。一个既和国际国内都相关，也是普适性的经验事实是：政策成功或国家成功，都与领导的英明有关；政策失败和国家失败也都和领导直接相关。这是一项事务的两个方面，《道义现实主义：争论与批判》（以下简称《争论与批判》）书中有所解释。一个合格的理论应当能解释同一事务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变化。然而，现在的一些理论，其自变量只是解释事务的一个方面。涉及同一个国家，只能解释其为何成功，而解释不了这个国家的失败；涉及国际关系，只能解释为何进步，而解释不了为何倒退。我认为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这样的理论——它们解释不了为何同一个国家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也解释不了国际秩序有时稳定有时混乱。当一个自变量与失败无关时，那么成功也与其无关。领导者作为自变量，成功或失败，进步或倒退，其原因都与领导力有关。第三，有关国际领导力的研究要关注追随者问题。现在多数人对国际领导力和对国际道义的认识都是从领导者或领导力本身出发。然而，领导力和领导的道义是由他者决定的，领导者与追随者是共生的，没追随者就没有领导者。更进一步地讲，我们可以说追随者数量大，证明领导者的影响力广泛；追随者实力大，证明领导者的领导力质量高。领导者道德与否，永远都是以他者的判定为标准的。我们对道义的认知需要从“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范式，转向“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范式。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过程也需要如此。总结而言，我们要考虑在个人分析层次上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体系和国家层次的变量不能解释现实了。领导作为自变量，所产生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现在的理论建设需要反思理论缺陷，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承认错误。正如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的序言中承认，其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许多论述是有错误的，并推动了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我认为我们当前缺乏这种承认错误的勇气，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在我们的研究中，有领导力和道义两个要素，但两者不是对等的——领导力是自变量，而道义是变量值。这类似于我们将领导力比作水，道义这一变量值就是温度，用不同温度来区分水的状态：固体、液体、气体。道义只是领导类型的分类标准。我之前和徐进做有关王道的研究时，发现在孟子之前，“霸”不是贬义词，与“王”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两者的区别是领导力的强弱不同。到孟子的时候，两者才发生性质变化，道义与否变成了王和霸的性质差别。荀子提出了王、霸、强三类领导，我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昏庸型这个新的类型领导。所以在我们后面的研究中，更加强调领导力这个自变量的影响，而非道义这个变量值。变量值只是一个分类标准，如果大家对此有异议，可以再进一步讨论分类标准的问题。不过，当前大家对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关注点并不在这里。大家还是比较接受张锋的观点，即道德是既定的，是不变的，且不是比较出来的。然而，我认为现实可能并不是这样。在道义现实主义的视角下，纵向来看，道德内容是随着时代变化的；横向来看，道德程度是可比较和可以进行分类的。纵向来看，道德的内容和标准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我不认同道德本体主义的观点。没有人，何来道德？国际关系的道义现实主义不同于哲学里的道德本位主义。道德本身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变化的。具体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中，一国本身的行为是否道德并不是依据一个绝对标准，而是横向与他国比较才知道谁更不道德。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决策者的行为被西方评判为是不道德的，但在巴以冲突发生后，与以色列在加沙以攻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为主要战争目标的行为相比，俄罗斯以军事目标为主要攻击对象，较少攻击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行为，显然比以色列要“好”。同样，特朗普上台后的单边主义行为拉低了国际道德标准，使原先被认为不道义的决策者变得不那么“差”了，至少比特朗普“讲道义”。其次，为什么我把这个理论定性为现实主义？因为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是现实主义的。评判一个理论属于哪个大的学派，不是看其结论，而是看其假定是否一样。现实主义流派都假定国家靠实力追求利益。在道义现实主义采取的也是这个假定，道义只是一种规范手段，是实现利益的手段。现实主义认为实现利益有不同的手段，做综合成本和收益的计算。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使用道义规范可以降低实现利益的成本。道义现实主义是从工具理性角度理解道义，将其作为一种实力资源——道义不能扩大收益，但可以降低成本。我觉得还是要坚持现实主义，因为理论的假定改不了：人是自私的，决策者的行为就是为了获得好处。战略者的战略偏好包括了利益偏好和策略偏好。很多决策者经常视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就比如内塔尼亚胡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坚持进行战争，就是为了保住其个人执政地位。最后，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中国学派”这个提法如果不加以限定，就可能会给很多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带来伤害，被很多西方人误认为是“中国中心主义”，是“政治化的宣传”（propaganda），招致无端的指责。因此，我更坚持道义现实主义是具有普适性的世界理论，而非属于某一国家。将利益和道德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人们长期以来秉持的观念，但这个观念有可能本身就是个错误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