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提出自己的观点后，西方哲学界便分成两派。一派绕开他，一派死磕他。所有争论都拓宽了哲学的视野。他墓地在爱丁堡老卡尔顿公墓。休谟生前经常来这一带散步，曾嘱托好友、新古典主义建筑大师罗伯特·亚当将来为他在此建造陵墓。休谟去世两年后，这座陵墓才完工。其设计灵感源自古罗马的圆柱形陵墓。下层是厚重的基座，上层是装饰性的柱廊和圆形穹顶，象征思想永恒。正面入口处有铁栅栏。入口上方的壁龛里安置着瓮形石雕。这是古罗马陵墓中常见的 “骨灰瓮” 元素。休谟在遗嘱中写道：“墓碑只需刻上我的名字和生卒年份，其余评价留给后人。”

                           大卫·休谟墓

透过铁栏门，我看到墓室内空空荡荡，地上铺满碎石，还有几片枯叶。这个设计把休谟的“自我”描述具象化了。休谟说：我反观内心，只看到一束知觉、情绪、念头，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 “自我”。那个“自我“只停留在现象和心理层面。

                    大卫·休谟墓局部

休谟的哲学依然令当今社会沉思。人性从来不是单一颜色的画布，而是无数种颜色互相渗透的混合体。很多人都是心口不一。你以为高尚的人，可能内心卑鄙。一位看上去慷慨大方的人，或许是渴望得到社会的赞美。人间本无天使。倘若一个人坚信自己绝对正确，那他可能已经堕落成了魔鬼。任何人都不要对自己的判断力过分自信，不要高估自己的理性。每个人必须保持怀疑与批判精神，不盲从权威、不迷信教条，承认人类认知的有限性。

有人曾询问休谟，既然你那么了解人性，是否能分辨出好赖人？休谟说自己做不到。他举例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一位今天热心帮助我的人，明天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出卖我。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在照顾生病的女儿时，可能比天使还温柔。

大卫·休谟于1711年4月26日出生在爱丁堡的一个律师家庭。父母都是地主贵族。大卫2岁时，父亲约瑟夫病逝。母亲带着两个儿子和女儿回到了奈韦尔斯（Ninewells）的庄园。大卫的哥哥是财产继承人。弟弟大卫·休谟只能外出学习一技之长。他在12岁时被母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就读。当时正常的入学年龄是14岁。最初他打算学习法律，不久就发现自己厌倦“哲学以外的所有事物”。他后来认识到，研究哲学是他的真正兴趣所在，可以让人的思考更严谨，还能深入探讨人性本质。

                  大卫·休谟画像

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这位偏科的高材生只能选择当家庭教师或经商。他最后选择了后者。经商数月后，他有些厌倦，于1734年前往法国安茹的拉弗莱舍（La Flèche），开启了游学生活。他出入当地的耶稣会，讨论哲学和人生。休谟在那里制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从事“思想科学”，过一种简朴生活，确保人格独立，不惧权威的诋毁。

休谟生活在具有浓厚基督教氛围的爱丁堡。但是，他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说法，不否认也不承认。依据他的观点，神迹违背日常经验，经验证据不足以证明神迹。他认为一切观念都来源于印象。凡是找不到对应感官印象的概念，都是空洞虚妄的。这一理论引发了众多虔诚基督教徒的不满，却又无法驳倒他。

一天，他从老城前往新城区，路过北湖洼地时不慎跌倒，大半个身子落入泥坑，根本无法动弹。一位卖鱼的老妇人恰巧路过，他便向老妇人求救。老妇人认出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无神论者，指责他亵渎了基督教，拒绝搭救他。休谟叹息道：我研读过《圣经》和教义。“你信仰的基督教不是教人行善吗？”老妇人说：你说的没错，但我不救异教徒。除非你能证明你了解基督教。休谟张嘴就来了一段经文。那位老妇人遵守诺言，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拉了上来。这是休谟在一封信中的自述。

休谟认为，共情是人性本能。人与人之间天然就有情绪传递、情绪共鸣的本能。如果没有共情，社会就无法建立规则。社会秩序不可能通过道德自发形成，必须依靠法律、私产保护制度与政府部门的协调运作。需要注意的是，这种 “共情“并无好坏之分。它可以强化善良，也能放大邪恶。一旦被“共情”所裹挟，民众行为也许不是在伸张正义，很可能是在助纣为虐。在很多极权国家，休谟的论断已经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

休谟先后申请过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哲学教授职位，均遭拒绝。教会说他是危险的怀疑论者，学院说他动摇了信仰的根基。幸亏有一名年轻教士替他辩护，认为休谟是无神论者，不属于教会管辖的范围。面对教会的打压，大卫·休谟不卑不亢。他从不相信完美和纯粹，只追求反思和人间清醒。

1752年，休谟获得了一个不起眼的职位，被聘为爱丁堡律师公会图书馆馆长。虽然薪水不高，他却十分喜欢这份工作。休谟翻遍了馆藏文献，耗十余年心血，完成了《英格兰史：从罗马到威塞克斯王朝》。这部巨著为休谟赢得了英格兰通史研究第一人的名声，同时也获得了高额版税。这部巨著既讲王室宫廷争斗，也描述大事件中的民众生活细节。今天读起来毫无违和感。这是休谟的第一部畅销书。他采用的研究视角和叙述手法，后来被很多史学家所借鉴。

休谟性格温和，待人谦逊，一辈子没有结婚。他的哲学著作包括《人性论》、《道德原理探究》、《宗教的自然史》等，让当时的学者思路大开。亚当·斯密称赞大卫·休谟是一位“近乎全智全德的人”。这两位大师不仅是挚友，还曾互托“身后事”。亚当·斯密在1773年患病。他担心自己突然离世，便委托大卫·休谟负责出版自己的《富国论》。亚当·斯密活到了1790年，大卫·休谟却在1776年去世。亲友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休谟委托亚当·斯密处理自己著作的遗嘱。

大卫·休谟葬礼那天，天降暴雨，葬礼仪式上依然挤满了众多哀悼者。他的棺材从新城区的家中，运到了老卡尔顿墓地。休谟的宗教怀疑论曾引发了很多基督徒的愤怒，一度扬言要毁尸灭迹。当他的遗体安葬后，一群好友轮流守护着他的墓地，连续八夜，以免被仇视者掘墓毁尸。

今天，大卫·休谟成了广受尊敬的哲学家。爱丁堡大学的文科教学楼被称为“大卫·休谟楼”。皇家英里路上有他的青铜坐像，在圣吉尔斯大教堂斜对面。大卫·休谟身披古罗马式的斗篷，右手持书，右脚伸出基座外，被游客摸得发亮。显然，他的粉丝们渴望接住这位前辈的智慧，也证明民众越来越接受他的认知方式。